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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却很大程度上正是拜大英帝国的殖民者所赐。虽然在英国人长达190年的治理之下，印度次大陆出现过人类近代史上令世界震惊的饥荒、瘟疫、民族传统工业的毁灭，但是英国人却也同样带来了现代化的军事、政治和司法制度，当然这一切并非出于自愿，东印度公司得到印度这个无限大的财源本来是想独霸的，然而英国广大工商业者和社会上层也要分享。这种力量逐渐壮大，终于促使议会通过立法插手管理。逐步削弱公司的管理权，把决定方针的权力收归议会。在公司法院体系之外设立英国王室法院系统，为印度制定法典，推广英语教育，提高素质，建立印度文官管理。

虽然这一切最终都只是为了使英国王室最终收回印度的统治权。但英国人留下的一个议会制政府的雏形、一支由中央直接指挥，只效忠国家而非政党的军队、一支全国统一管理，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起联结作用的有效率的文官队伍，却成为了现代印度国家的制度资源。独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这些制度对于保障一个统一印度的政治稳定，保证国家政制、政体和政府的合法延续，将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纳入合法政治活动的框架中，在中央与地方具有张力的权力关系中保持适度的权力集中和权力平衡，最终维系了国家的统一。五十多年来，印度成功地实现了国家统一和政治稳定的目标。这一目标是在一个巨型民族国的规模上实现的。国家统一和政治稳定使印度象能中国那样，以一个多民族的巨型国家的身份加入民族国林立、以民族国为核心理念的世界政治体系。一些印度知识分子对此颇感自豪，也以欧洲尚未建立起类似今日印度的“欧洲联邦”或“欧洲合众国”，而认为印度比欧洲更先进。

对于英国来说，在实力不济的时候选择含泪挥别固然只是一种姿态。但是即便是动用大英帝国所有的心力，真的要想将这个片辽阔的土地重新置于飘扬的“米字旗”之下，英国人却仍是毫无疑问的有心无力。面对着一个已经重新归于统一的印度，领土、人口乃至国民精神之上英国都处于出无可争议的弱势地位。“一只老迈的斗牛犬（bulldor）无论如何勇猛都无法战胜一头已经觉醒了的印度象。”这句再形象不过的话语直截了当的说出了大英帝国在重返印度之上的有心无力。

“要想重新控制印度，就必须先肢解它。而要想将这个庞然大物送上手术台，则必须摧毁我们为其制定的种种统一的制度。”尽管新殖民主义将以强占土地为形式赤裸裸的征服转变成了强占市场的经济侵略，但是已经失去了金融优势的英国在面对采取保护主义和关税壁垒的印度面前却同样束手无策。不过在汉密尔顿公爵家族多年的处心积虑之下，英国人最终仍然找到了一条可以有效摧毁印度的方法—那就是利用印度土邦王公。

在英国征服印度的过程中，印度王公坚决抗英者是少数，多数人抱着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态度，不少人还认敌为友，主动引狼入室以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即使偶然有人站到对抗英国的角度之上，也往往总把自己的私利摆在首位，不能实现与其他王公间的联合。当然一切或许只是封建主义印度的悲哀，但是随着印度的独立和现代化建设，这些众多的既得利益者被赶下了神台，不得不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如果说印度还有人对独立前的日子充满憧憬的话，那么非这些土邦王公莫属。

汉密尔顿公爵家族的第一步就是迅速拉拢这些在印度本土已经越来越失势的印度土邦王公。首先汉密尔顿公爵虚构了一个所谓“西瓦吉”家族的存在，利用这个所谓来自于久德普尔的王公，汉密尔顿公爵迅速在印度扩张自己的影响力，使英国人在成功在1970年印度政府剥夺这些贵族特权之时，将众多印度土邦王公的资产成功的转移到了欧洲。老练的英国投资者利用这些印度土邦数个世纪积累下来的财富建立了一支最终是为了瓦解的印度的基金。这笔总额在数百亿美元的巨款完全处于英国政府的预算开支之外，可以巧妙的避开公众的眼球开始四处活动，除了不断在东欧和亚洲进行投资之外，这笔资金更多的被用于在印度本土展开秘密的颠覆活动。当然秉承着英国一向谨慎小心的作事风格，汉密尔顿公爵家族在此后的数十年的行动之中一直采取隐忍不发的态度，因为他清楚的知道在没有国际局势的巨变的情况之下，如果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草率发难的话，那么所有的努力最终将会成为一场飞蛾扑火的灾难。

不过汉密尔顿公爵家族无疑是幸运的，在21世纪的初页他们等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印之间的对决。当然中国强大军事力量到的攻击到目前为止都仍没有深入印度的本土，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