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部分(第1/4 页)

裕仁在其父于1926年12月25日去世时成为天皇。虽然年仅25岁，他作为摄政已经获得宝贵的经验，而且他也去许多国家旅行过。一方面借着他对英国君主制的仰慕，另一方面由于美浓部达吉的影响，他很愿意作为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君主。当前的问题是宪法有关君主的角色非常暧昧。

但立宪制度不是对裕仁的惟一影响。小时候他在军人的强烈影响下成长，首先是乃木希典将军，接着是东乡平八郎舰长。他的家庭教师也包括民族主义者杉浦重刚（1855～1924）。作为一个个人，裕仁孤高，远离民众。他在名义上是神明，而实际上是一个对普通百姓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的精英。

裕仁的年号是“昭和”，意味着“百姓昭照万邦协和”。事实上，昭和时代的特色几乎从一开始就是来自国内与国外的危机与戏剧性的事件。

在国内，经济并非处于良好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日本有好处，使日本能填补西方列强因战争在亚洲留下来的市场缺口。在战争年代，工业生产增长四倍，出口增长超过两倍，而经济整体而言增长50％。由于需求如此高，日本也能够实验新科技与产业多元化。财阀尤其能从战争之中获利。但战后物价崩溃，而持久的经济不景气来临了。当大财阀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大时，所谓的“双重经济”变得更糟。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的重建提供了一个短暂的复苏，但接下来在1927年发生金融危机，全国有1/4的银行破产。丝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出口项目，但物价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暴跌超过一半以上。农业部门在1930年受到米价暴跌的进一步打击，而当日本承受当时全球性经济大恐慌时，首当其冲的是农业部门。在1926年与1931年之间，农村现金收入的指数从100暴跌至33，是城市收入跌幅的两倍以上。

都市人口快速增长，这本身是社会问题的一个根源。1895年，在当时日本人口4200万人之中只有12％的人住在人口超过1万人的城镇，但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时的7000万人口之中居住在人口超过1万人的城镇的居民增加至45％。当然，并非所有的都市居民都富有且享受高生活水平，但一般而言，乡村生活与城市生活差别很大。乡村的特色是生活水准较低、过传统生活方式，而都市生活的特色是至少有致富的希望以及摩登生活和西方事物，其象征是日文“モガ，モボ”（摩登女郎，摩登绅士）。这在乡村社会引起更大的不满。这对军方有利，因为军方兵员有很大部分来自乡村，且军方跟乡村居民一样共享基本上保守与较不具国际观的生活。

军方与许多民众逐渐对经济与政治发展感到愤愤不平。人们普遍认为，大企业对政治有太大的影响力，大到腐败的地步，甚至于政治人物自己也这样想。1927～1929年的政友会政府被最大反对党的立宪民政党称为“三井内阁”。1929～1930年的民政党政府，反过来被政友会称呼为“三菱内阁”。

许多人把腐败的真正根源指向西方的影响，他们把议会制度、大企业、个人主义及相当自由的都市生活方式等事物统统视为西方的邪恶。日本采纳西方经济与政治制度，但到底达成了什么？人们逐渐对此表示不满，尤其是这些制度显然未能阻止西方的经济大恐慌。对比之下，纳粹在德国与法西斯在意大利的兴起是一个信号，或许较不民主的制度将比较有效，而甚至于某些西方国家本身也开始这么想。

当人们对民主逐渐感到不满与不容忍时，来自军方有较多呼声要求追求领土扩张政策以解决日本的灾难。眼光转向中国。当政治人物犹豫不定时，军方放手一搏。

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极端分子蓄意在中国沈阳附近炸毁一列火车，军阀张作霖（1873～1928）被炸死。爆炸案的策划人声称这是中国土匪干的，他们希望利用这个作为在本地区发动军事行动的理由。日本军方温和派阻止形势升高，但爆炸案阴谋者仅受到象征性的惩罚。裕仁责备田中义一首相未能采取坚定的行动，田中因而辞职，但裕仁本人也没对爆炸案阴谋者采取行动。

第二节　昭和时代一开始就遭遇麻烦（2）

接替田中出任首相的是滨口雄幸（1871～1931），他也很快面临危机。在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中，他未能获致对日本主力舰比率的重大改善。伦敦会议旨在检讨华盛顿会议有关海军限制的协议。这事在日本国内引发民众的愤怒。滨口被一名狂热的右翼青年枪杀，终因伤重不治而死。几年后，日本退出所有有关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