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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脑子里离开。相对于我们，他们在人生道路上所受的磨难不知要比我们多多少倍，也不知要残酷多少倍，但是为什么他们能够以一种平常豁达的心态面对曾经经历过的一切呢？并且面对这样一个可以说对他们不是十分公平的经历仍以一种淡然，不，更多表现为热爱的心态认真地对待呢？真的，在接触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我从没有听到他们说过一句对社会、对人生以及所面对的一切带有一丝毫抱怨的话。由他们我想到我身边的许多人以及自己，大家为些许的得失会唠叨不休，怨天尤人，严重的甚至以一种仇恨的心态对待所面对的一切，恨不能实施某项报复行为以平衡内心的缺失。我也想到那个以写散文出名的上海名人，多少年了，他凭什么总将*中的那些对他自己认为不公平的事情作为炫耀的资本呢？没错，那时候毛泽东确实因年纪原因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他身边的那些人，还有全国的人难道都没有思想，没有观点吗？在这场浩劫中都没有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吗？由此我想到小学一个叫黄远同的同学，那时候纸笔都非常紧张，有钱在商店里也难得买到。黄远同在一次看电影时不小心摔破了膝盖，连骨头都露了出来，但他小小年纪却善于利用自己的痛苦以解自己的燃眉之急。同学们对他的伤口充满不可言状的好奇心，都争着一睹为快。他呢，解开绷带让你看那白森森的骨头肯定没问题，但唯一的条件是必须给他一张没有写过的信纸或者其他白纸，再好的关系也不降低条件。他的伤口整整两个月后才好，但这两个月他的收获不小，挣到了厚厚一叠信纸，他小心地将它们用钉子钉在一起，用了整个学期。我讲这个故事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觉得我们不能忘记过去经历的痛苦是应该的，但不能沉溺于痛苦之中，更不能将这些痛苦作为一种资本，时不时拿出来炫耀。我认为大家更应该思考的是，导致这些痛苦存在的原因，以及以后通过什么方式方法避免这些痛苦的再次产生。从严格意义上讲，这确实是一个严肃并且沉重的话题，单就我的阅历以及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我没办法将其非常严谨地归纳清楚，在这里我只是将这个问题提出来，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个问题，思考这个问题，研究这个问题，最终求得一个客观的答案。从这个问题我也联想到远志报考军校这件事。只有这一刻，我这才真正觉得远志的选择是对的。现在这个社会是一个现实的社会，更多的人不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作为标准来规范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是以自己个人的得失为标准来规范自己的所作所为。许多人的所作所为表明，国家、民族的利益好象是其他人的事情，与自己无关，只有自己的事情才是真正的事情，容不得他人一丝一毫的懈怠，更容不得他人一丝一毫的侵犯。我们江夏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最能准确地反映这类人的心态：天塌下来关我什么事，有高个子扛着。在此谁也不能否定这样一个事实，即拥有这类心态的人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为什么在现在这个社会没有更多的像远志一样有着强烈的怜悯心、责任心和牺牲精神的人呢？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源又在何处呢？

我不知自己在困惑的旋涡里挣扎了多长的时间，直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我从懵懂中惊醒。我没料到敲门的是县政法委陆世延和县政法委法制科科长丁继明。他们几乎是从我还未打开的门里挤进来的，并且一个劲地抱怨为什么敲了半天门我竟然没有听到，是不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他们虽然是用开玩笑的语气说话，但我感觉到他们在说话的同时，仍用眼睛的余光在我这简陋的办公室里不停地搜索，好象我真的藏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或者在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我心里有点不愉快，但在给他们倒茶时仍不停地向他们解释，说自己昨晚上没睡好，刚才是睡着了，没有听到他们敲门。

陆世延是个瘦高个，眼窝深陷，眼神阴鸷，鼻子有点儿鹰钩，稀疏的头发经过精心的修饰，非常有形。他原是我们公安局的局长，是游局的前任。在担任公安局局长以前他一直在县文化局工作，后来不知是通过省里某位关系，直接从文化局局长的位置上调到公安局局长的位置上。在县里公安局局长这个位置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坐的，听说当时吴书记老大不情愿，但面对上面的压力也无能为力，最终只得屈从上面的意思。没有金钢钻是没办法揽瓷器活的。公安局的工作可不像文化局，整日只做些表面文章上上下下敷衍一下就可以了，公安局的工作是真正的铁板上钉钉子，哪一方面都容不得一点儿虚的。陆世延一天公安工作都没干过，除非他是天才，怎能将那些具体的复杂工作搞好呢。还有，他这人天生心胸狭窄，既不能容事，也不能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