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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也为我的户口发愁，她比父亲实际。开始我们两人设法说服父亲，让他活动活动，把我的户口弄回来。但每次我们开口提这件事，父亲就直皱眉，他边摇头边说他对如何去活动没半点主意。此外，他还会说，国家的形势一定得变，不变就要亡国，过不了多久，一个人就得凭他的真才实学吃饭，找工作要靠一技之长。他的话像是天方夜谭，我们都不敢太拿它当真。

母亲和我渐渐不再求他了，我们觉得这事恐怕只能靠我们自己。但我们也完全不知从何着手，只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首先必须找关系开后门。我们得找到一个肯帮我们的人，这个人有心不够，还得有权。我们开始四下打探，这中间还得提防着邻居破译我们的计划，坏了我们的好事。

几个月下来，终于有了一丝线索。姑姑提到她有个同事是这地方的人，他父亲是个退休的县长。不过这老人既非共产党，又非国民党，乃是所谓的“民主人士”。起先听来希望并不大，但母亲说不妨一试，死马当作活马医。于是她买了礼物，乘上公共汽车，直奔老人家中。

夜幕降临，母亲回来了，精疲力尽，却喜上眉梢。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揉着发胀的腿，说我们踏破铁鞋，这下算是找对了人，老人几乎认识当地政府的所有官员，有些是工作关系，有些则是私交。亲朋戚友，老上级，旧下属，没有他不熟的。这种“地头蛇”，强龙都压不过。

地头蛇？后来我拜访了老人，他其实慈眉善目，他帮我们完全不是为那点儿礼物，实在是出于同情。但其他那些在我回城文件上盖章的大小官员就不那么好说话了，即便有老人出面，母亲还得不断地送礼求情。她的健康出现问题时，便由我出马，她在幕后当顾间。

就这样，我上了两年的家庭大学，倒同时学了两个专业。英语是其一，如何跟官员打交道是其二。等到我把所需文件盖满了章，一切打点停当，我已然是一个娴熟的后门专家了。

现在我面临最后一道关卡。我得回到凉水泉，将户口从严的手中拿出来。我超假不归，严曾多次威胁说要好好惩办我。但我这会儿对付他，已是成竹在胸。以前我对严这类人是又恨又怕，现在我却用知识武装了头脑。知识就是力量，我的知识可归纳为以下几个要素：对付有权柄的官员，你必须耐心，察言观色。说话进退留有余地，动之以情。最关键的是记住这些官员也是人，而不是神。他们看上去也许咄咄逼人，但他们都有自己的软弱之处。你得因人而异：对君子只需据理陈情，吁请他们高抬贵手。但这还得辅以关系，即使是正派的官员，也不愿得罪上级和同事。对小人则需动用“大炮”和“手榴弹”，他们才会缴械投降。70年代，送给官员最普通的礼物便是烟和酒。人们把烟戏称为“大炮”，把瓶酒叫作“手榴弹”。

于是我带了最精良的“武器”上路了：中华牌香烟和茅台酒。这还是一个亲戚帮忙给弄来的，他新近从秦城监狱放了出来，虽然还未官复原职，已经享有一定优待了，包括在北京那些特别的商店里购买商品。

我到得村里，决定先把严当小人来进攻一番。否则他会打官腔，摆架子，给我上纲上线，这就可能把事情搞糟，前功尽弃。要一步到位，我得把中华牌香烟送给他，这个牌子在中国是响当当的。事实上，抽中华牌在当时是身分的一种标志，只有少数高级官员才有机会抽上这种烟。我几乎可以肯定严以前从来没有碰过中华牌，且看他如何抵挡这一诱惑！他拿了这烟可以在别人面前摆谱，如果需要，他也可以转手当礼物去办他自己的事情。

天擦黑，我敲开严家的门。几句寒暄之后，我拿出两条大中华，放在炕上说：“这是我从家带来的一点儿心意，请别见外。”我脸上挂着笑容，把烟向他面前一推。

他在瞬间犹豫了一下，我看得出来。随即他便恢复了村里一把手的威严：“你这是干什么？我不能收。拿回去！”

我当然不能就拿回去，但我也不能强迫他收下。一时间，场面变得尴尬起来。我只得转身给孩子们发一些糖果，这没关系。

然而这当口外面却传来敲门声，又有几个知青上门来了。我不由得一阵紧张，像是把手伸到别人口袋里的小偷被逮了个正着，浑身冒汗，满脸通红，脑子一片空白。

知青进屋后坐了下来，严笑着和他们打招呼，好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一样，我也只得陪着笑脸同他们打招呼。再偷眼望望炕上的香烟，那是我最糟的一场恶梦，嚯，它们不见了！严用被子把它们盖了个密不透风。谢天谢地，我得救了！过了一小会儿，我站起来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