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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旁边也有一扇门，写着“车房”字样。我打开这扇门，沿着一道狭窄的楼梯走到了地下室。电梯的门开着，那个穿着新工作服的人正气′吁吁地往里面摞箱子。我在他旁边站定，点了一根纸烟，看着他。他不喜欢我这么看着他。

过了一会儿我说：“别超重啊，伙计。这架电梯只能载半吨重的东西；这些箱子运到哪儿去？”

“布罗迪，四○五号。”他嘟囔了一句，“你是管理人吗？”

“嗯。看起来可真捞了一大笔。”

他用白眼珠·了我一眼。“都是装的书，”他没有好气地说，“每箱一百磅重，真不轻，我七十五磅就够背的了。”

“留点儿神，别超重。”我说。

他往电梯里装了六只箱子，走进去，关上电梯门。我顺着楼梯走回门厅，走到大街上；那辆出租汽车又把我载回市区我的办公室所在的大楼。我多给了那个小伙子不少钱，他给了我一张折了角的业务名片；这次我把名片带回屋里，没有顺手扔在电梯入口处盛着沙子的陶瓷桶里。

我在七层楼靠后街的一面有一间半房子。前半间一分为二，是我的办公室和接待室。我只在门口写上自己的名字，此外没有写什么；而且只是写在接待室的门上。这一小间屋子的门我总是不上锁，为了万一在我出去的时候有主顾上门，而他又愿意坐下来等着我的话。

真有一个主顾在等着我。

长眠不醒　11（1）

她穿着浅棕色带花点儿的呢子衣服，男式衬衫，系着领结，脚上穿着手工做的便于走路的皮鞋。她的袜子同那天一样薄得像纸，但是今天却没有把两条腿露给我看。她的头发油光漆黑，罩在一顶罗宾汉式的女帽下面。这顶帽子至少要五十美元才买得下来，但看上去无论是谁只要有一张吸墨纸用一只手就可以做一顶。

“啊，你到底起床了。”她说，对着我屋子里的摆设皱了皱鼻子。我这间屋子里摆的是：一张褪了色的红沙发、两把不配对的安乐椅、早需要送到洗衣店去的网格窗帘和一张儿童用的书桌。为了使人感到这间屋子有点儿办公的气氛，桌子上还放着几本很能唬人的杂志。“我还以为你或许是在床上工作，像马塞尔·普鲁斯特①似的。”

“谁是普鲁斯特？”我把一根纸烟衔在嘴里，盯着她问。她的脸色有些苍白，神情有些紧张；但是看去她像个在紧张的气氛下仍然能从容运用智力的人。

“一个法国作家，一个颓废派艺术家。你不会知道的。”

“算了，别提这个人了，”我说，“到我的‘寝宫’里去吧。”

她站起来说：“咱们两个人昨天谈得不太投机。也许我太没有礼貌了。”

“我们两个人都没讲礼貌。”我说。我用钥匙把通往隔壁的门打开，开着门让她走进去。我们走进我这套房子的另外一部分；这里有一张已经有了些年头的红棕色地毯，五个绿色文件箱（三个装满了加利福尼亚气象记录），一份某家公司赠送的月历，上面印着在湛蓝的地板上·滚着的加拿大五胞胎小女孩。五个女孩都穿着粉红的衣服，生着褐黄色的头发，闪闪发亮的黑色眼睛大得像特号的干梅子。此外屋子里还有三把仿胡桃木的椅子，任何一间办公室都一定会有的一张办公桌、吸墨纸、笔插、烟灰缸和一部电话机。办公桌后面自然也免不了摆着一张吱吱扭扭的转椅。

“你不太注意门面。”她在办公桌的另一面坐下说。

我走到门边塞信孔前边取出六封信、两张明信片和四件商业宣传品。我把帽子扣在电话机上，坐在椅子上。

“平克顿①也不讲究门面，”我说，“干我们这一行赚不了多少钱，如果办事诚实的话。如果装点起门面来，那就是说，你在赚钱——或者希望赚钱。”

“啊——你诚实吗？”她一边问一边打开自己的提包。她从一个法国制的珐琅烟盒里取出一根纸烟，用一只小打火机点着，把烟盒同打火机放回提包里。她没有把提包关上。

“我费尽心机想要诚实。”

“那你是怎么干起这桩不很干净的行当来的？”

“你是怎么同一个私酒贩子结婚的？”

“天哪，咱们别再吵嘴了，好不好？我今天一早上都在给你挂电话。往这里打，往你住处打。”

“关于欧文的事？”

她脸上的肌肉绷紧了。她的声音变得很温柔。“可怜的欧文，”她说，“这么说来你知道这件事了。”

“一个在地方检察官手下干事的人带我到里多去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