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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佬我们就是同志，没有日本佬我们又是敌人。”

我恍然大悟：“您是重庆的人？”

她淡然一笑：“哼，算你聪明，猜到了，我是军统安插在汪伪组织里的卧底。”

我马上想到，她豪富的父亲一定也是军统地下特务。

老人家望着挂在墙上的一只像框一相片上是一架美式喷气式飞机：“那就是我父亲送给汪精卫的飞机，也是我们父女俩打入汪伪政权的见面礼、敲门砖。其实，飞机是戴笠送的，不过是借父亲的名而已。”

我问：“这是哪一年的事？”

老人用微微颤抖的手轻轻抚了抚手镯，然后慢慢地用食指竖在双唇处，眼神飘向远方，像是在捕捉记忆中的那粒沉浮半个多世纪又难以泯灭的尘埃……

2

那是一九三九年夏天，顾小梦清楚地记得，那天下午，她从青浦警校参加完毕业典礼，兴致勃勃地回到家里，一眼看见她家花园的葡萄架下，父亲夹着粗壮的雪茄，坐在红色的藤椅上，与一个中年人在谈事。从他紧锁的眉头和大口吞吐烟雾的样子看，顾小梦判断，父亲同来人的谈话并不愉快。也许是相当不愉快，因为她注意到父亲面色凝重，目光如炬。父亲在家里是很少露出这种神情的，甚至几个月前，父亲得知几百万的货物受战火侵袭沉入海底也没有这样，看见女儿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在女儿的记忆中，只有两年前，母亲猝然被鬼子飞机炸死的那一天，她不知噩耗，哼着小调从外面回来，父亲明明看见她却没有理睬她，而是转身而去，沉重的背影像一道黑色的屏障，把父女俩素有的亲热隔开了。

客人穿一套黑色毛哔叽中山装，戴一顶天津盛锡福的礼帽，横架在鼻梁上的圆形墨镜透出几分神秘和傲慢。从放在茶几上的公文皮包看，顾小梦大体猜出了来人的身份——不是军方的，就是警界的。她倾向是警界的，因为她刚从警校毕业，也许父亲正在与他谈她的未来。如果真是如此，她觉得自己还是暂时不出面的好。因此，她迟疑一下，悄悄退开，绕道回了屋。

宋妈热切地迎上来，看她额头上挂满汗珠，连忙拿来毛巾给她擦拭。她接过毛巾，一边擦着汗一边问宋妈：“那个人是什么人？”

宋妈摇摇头：“不知道……老爷吩咐我不要打扰他们。”

顾小梦把毛巾还给宋妈：“他来了多久了？”

宋妈看看挂在墙上的自鸣钟：“一个多钟头了。”

正说着，自鸣钟和外面教堂的钟声一齐响起来，咚——，咚——，咚——，像整个城市都准备起锚远行。两年前，母亲去世不久，父亲为了女儿的安全，把家从杭州迁到上海法租界，对门有一个天主教堂，每次，教堂钟声响起后，总有一队鸽子从他们家屋顶飞过，洒下一路的羽毛和哨声。

上海的夏天是闷热的，顾小梦有些昏昏欲睡，她洗了把脸，想上楼去睡一会儿。但真上床睡了也睡不着，只好懒洋洋地翻看了几本《看客》电影杂志。不知过了多久，她起床来到窗前，恰巧看见父亲正起身与来人作别。那人一手握着父亲的手，一手抚着父亲的肩，不时轻拍着。从父亲的表情看，有点无奈，又像在接受那人的安慰。

最令顾小梦吃惊的是，父亲进屋看见女儿，那一向爽朗的开怀笑声没有了。她问来人是谁，父亲也是语焉不详，敷衍了事。怪异还在继续，吃晚饭时，父亲竟然用不停地给女儿夹菜代替了父女间素有的交谈，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意味。母亲撒手人寰，两个哥哥都在国外，顾小梦是父亲身边唯一的亲人，做父亲的对女儿便多了一份溺爱和纵容。顾小梦对父亲的反常颇为不满，发问又得不到切实的回答，一气之下，丢了饭碗，气鼓鼓地上楼去了。

父亲吃完饭，上楼来看她，她终于爆发出来，对父亲大声嚷嚷：“来了一个黑衣丧门星是不是？把我们家搅得像个殡仪馆，难道他是阎王爷不成！”

父亲非但没有生气，反而耷拉下头，沉沉地坐在女儿面前，幽幽地说：“孩子，爸爸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女儿振振有词：“是什么就说什么！”

父亲拉起女儿的手，连连摇着头，欲言无语。

顾小梦多少看出一些不详，握紧父亲的手：“爸，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父亲叹口气，闭着眼说：“天塌下来的事。”稍顷，父亲又睁开眼，表情严肃地说，“梦儿，天塌下来了爸爸还可以用万贯家产为你再撑起来，可是这回……爸爸……帮不了你了，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听他的。”

顾小梦霍地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