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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了，找来叔叔婶婶姑婆共七个人一起商量，仁美的事该怎么办？商量下来，只有一个办法，赶快再嫁人！嫁了人日本人就没辙了！

于是大家沿着这条思路想办法，很快决定了小港李家的李祖敏先生。小港李家跟严家一样，也是浙江籍的世代在沪经商的大家族，代有人出。李祖敏先生光华大学经济系毕业，有学问，人本份，善待小孩，是李家坤房老四房的老六，没有成过家，还是大中火柴厂的老板。情况谈下来，双方都感到满意。为防不测，婚事必须火速办理。于是从七人商量定笃开始，三个月后就把婚事办了。

1943年4月12日，严仁美、李祖敏的婚礼在衡山路国际礼拜堂举行。为防日本人来捣乱，特地关照李祖敏的弟弟李祖莱找几个保镖来。结果李祖莱通过朋友吴四宝派了十个保镖来，前呼后拥，倒也威风。现在从他们的结婚照上看，伴郎伴娘都没有，十个保镖倒是赫然在目。

严仁美与李祖敏婚后夫妻恩爱，非常幸福，几年后他们有了一儿一女，其乐融融。李祖敏先生很有责任感，为人忠厚老实，夫妻间没有一句口角，严仁美长期以来日夜惊恐之心，渐渐安定下来了。在工作之余，丈夫还时常陪她与朋友去法国总会（现花园饭店裙房）打球、游泳、健身，朋友圈渐渐扩大了，他们还经常被邀请出席亲戚朋友间的聚餐和派对。她只是觉得有一个遗憾——马家把她前面的三个孩子要回去了。严仁美想孩子，但马家不让见，她只能到孩子的学校里偷偷地与他们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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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的天是明亮的天

为了三个孩子的监护权，解放前严仁美与马家打过好几年官司，最终只获得探望权。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国家颁布了新的《婚姻法》，她意识到新中国与过去不同了，自己应当在政府的帮助下讨回公道，于是自己去上海市人民政府，要求再起诉，结果法院很快就开庭审理，这回她胜诉了，三个孩子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身边。她开心极了，发自内心地拥护新中国，拥护共产党，从此总想着要为国家，为新社会，为妇女解放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她觉得虽然自己文化水平不算太高，能力有限，但是看到里弄干部整天很忙，就常常主动去帮忙。

1950年冬天的一天，一位户籍警陪着永嘉路居委会的党支部书记及天平街道的一个干部来到严仁美家，请她出来参加社会工作，担任妇女总代表，严仁美欣然接受。当她参加第一次会议时才知道，他们永嘉居委会共有400多户居民，而干部却只有三个，除了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就是她这个妇女总代表了。只有三个人怎么开展工作呀？严仁美万分着急，急忙去找她的老朋友张家惠（赵祖康副市长的夫人）帮助出主意。后来在他们的协调下，得到了天平街道党委的批准和支持，在基层设立治保委员、调解委员、卫生组长和28个妇女小代表。通过挨家挨户地走访和发动，不久，这些基层里弄干部也都推选出来了，居委会的工作能顺利地展开了。

严仁美没日没夜地投入解放初那些繁忙的社会工作，她不怕辛苦，反而感到非常快活，精神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她深深感到只有在新社会，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才能当家作主，为国家和人民做贡献。1951年，在支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中，她带头捐款，并发动工商大户的家属踊跃捐款，作出了突出成绩，多次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还被选为徐汇区第一届人民代表。

1956年公私合营时他们夫妇积极拥护，带头加入了公私合营的队伍。他们还都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早期成员，与工商界的刘念义夫妇、荣毅仁夫妇、盛康年夫妇、李家瓛夫妇、吴中一夫妇、刘念礼夫妇、徐国懋夫妇、杨锡山夫妇、宋启勋夫妇等都是好朋友。亲戚中有严莲韵夫妇、严华韵夫妇、吴靖夫妇等，大家常在一起开会，一起聚餐，有什么事情大家都是一起商量，共同行动。丈夫们当时被誉为“红色资本家”，在社会上很受尊重。

后来他们一家搬到茂名公寓（俗称十八层楼）居住，那原是犹太巨商沙逊的房产，是上海滩顶级的高档公寓，住着很多富商和外国人。楼内的住户相互从不交往，关起门来自成天地，要做他们的工作谈何容易，连居委会也信心不足。但是严仁美积极动脑筋、想办法，克服了种种阻力，终于动员了八十来户人家出来参加开会等活动了，还选出了八个妇女小代表，严仁美当选为妇女总代表。突出的工作成绩，使她又被选为卢湾区第二届人民代表。

除了里弄的工作，严仁美还积极参加女青年会的工作和活动，诸如排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