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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不相让，让众多的旁听者又看了一场精彩的好戏。

租界临时法院自是支持盛方颐一方，不久又宣布盛方颐胜诉，也应当得到该项遗产的七分之一。七小姐和八小姐在法律界的支持下，终于打胜了这场官司，拿到了自己应有的份额，尽管付出了高昂律师费。但这毕竟是一场有重要社会意义的官司，从此女性的财产继承权问题就有榜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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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汽车间里的最后岁月

抗战期间盛氏家族发生了很大变化——盛升颐去了重庆，是孔祥熙、宋蔼龄的所谓“公馆派”的人，胜利后以接受大员的身份回到上海后，开始的时候很风光，在永嘉路买了地，盖了楼，但是不幸很快在股市上大裁跟头。盛重颐在上海做房地产生意，原先是大发其财，大红大紫，成为盛家后人中最富有的人，后来不幸也栽在股市上，一蹶不振。盛恩颐原本就是花钱能手，狂赌成性，抗战胜利时已经在花儿子的钱了。抗战八年，盛氏家族的面貌几乎全变了。

几个小姐嫁得都很风光：四小姐盛樨蕙嫁给晚清上海道邵友濂的二儿子邵恒；五小姐盛关颐嫁给福建藉富商林微阁；六小姐盛静颐嫁给南浔首富刘镛的孙子刘俨庭；七小姐嫁给庄夫人的一个内侄庄铸九，在上海银行做事，还主办过上海银行创办的《旅行杂志》；八小姐盛方颐嫁给大盐商周扶九的外孙彭震鸣。

1949年上海解放，盛爱颐选择了留在上海。可惜在上海的几十年间，她有很多日子过得不愉快。

1950年代上半期情况还好，她家住在淮海中路常熟路路口附近的愉园小区8号。那是上海市中心的一处很好的联体花园别墅区，独立门户，楼高三层，楼下有一方花园，七小姐在里面种植了一些果树和盆花，日子过得还挺太平。平时丈夫上班，儿女上学，她在里弄里参加些社会活动，主要是当里弄小组长，负责管理、督促街道和居民小区的清洁卫生，也参加了居民区的文化扫盲工作，帮助那些不识字的家庭妇女认字、读报……这些对她来说都是小菜一碟，轻而易举地就对付了。业余她还要练练毛笔字。她能写一手很漂亮的毛笔字，朋友中常有人来讨她的墨宝，她的案头就经常是忙碌的。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虽然自己的固定资产没有了，但能按季度拿到定息，起码生活还是安定、富裕的。

到了1950年代末期，社会生活渐渐乱了套。先是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副食品供应非常紧张，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一日三餐都成了问题。后来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她的丈夫庄铸九莫名其妙地被打成了反革命；儿子庄元端被打成右派，送安徽农村劳动改造。女儿庄元贞浙江美术学院（现为中国美术大学）毕业后，由于家庭出身的牵累，被分配到福建省教书……更不幸的是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时，他们的房子被造反派占据了，家中细软被搜刮殆尽，她被赶到五原路上一栋房子的汽车间里居住，受尽磨难。

造反派给七小姐安排的汽车间比其他的汽车间还要“恶作剧”——那栋楼的化粪池口竟然就在汽车间里！每过一段时间，就有一辆拉粪车停在门口，拖出一根长长的管道伸到那汽车间的化粪池口里，“突突突”地抽粪……

丈夫病逝以后，七小姐就一个人住在这里。

面对这一切变故，七小姐表现得异常冷静。她心里明白，“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世家大族向来都是“富不过三代”，“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何况盛家从盛隆开始，已经富了四代。她太明白世态炎凉了，也太明白运动是怎么一回事了，所以一切都见惯不惯，一切都顺其自然了。

然而她那些在海外的众多亲戚和朋友，听说她在汽车间受难，无不为之感叹唏嘘，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不断寄钱寄物来。尤其在她生病的时候，她那在日本开留园饭店的侄子盛毓度，总是不断汇巨款来供其治病。每当又有雪茄烟抽的时候，她就拖一只小椅子，优雅地坐到门口来，从层层烟雾中，观看五原路上的人来人往。

那时的五原路还是一个马路菜场，路上买菜的、卖菜的人群，熙熙攘攘，川流不息。有位并不认识她的人从她门口走过，从她手持雪茄烟的坐姿，和那芳郁的雪茄香味判断，这定是哪个豪门望族的落难小姐了。当一位朋友告知他，这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盛七小姐啊，那人恍然大悟：“怪不得！”

令她安慰的是，女儿庄元贞成长为著名的工艺美术师，有多项作品在全国得奖，有的还被送到国外展出。女婿周荷生擅长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