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第3/4 页)

上”。

新年第一天，*在茶话会上指出，为了把经济建设搞上去，80年代我们需要做好四件事：第一，一定要坚持党的政治路线；第二，必须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三，要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第四，要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队伍。这位伟大的领导人以政治家、战略家的宏大气魄，规划出当年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远景的历史性蓝图。

1月，人民日报《从农民怕露富说起》，言辞激动地写道：“担负领导的同志一旦有了怕农民富的思想，眼前生财的道路纵有千万条，也是不敢迈出一步的，这怎能带领群众尽快地富起来呢？”

2月，一家居然逃过*浩劫，“侥幸”经营了二十年的夫妻客店成为《人民日报》报道的对象。报纸上说，人们需要这样的“夫妻客店”：北京海淀区八里庄街东口路南有一家夫妻店——八里庄天义客店。客店是乔天民夫妻俩在一九五三年一月开办的，至今已坚持营业二十多年……夫妻小店开业二十多年来，以每月平均缴税十元计算，共交给国家三千多元的税款；按每天房客为五人次计算，一年是一千八百人次，二十多年间来住店的，就有四万六千多人次，这该为多少群众解决了无处投宿的困难啊！至于老乔一家，每月能有七、八十元收入，能供养孩子们念完中学，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这样的客店有什么理由不许它存在呢？

总之，鼓励个体户的新闻见于全国乃至世界诸多媒体。《人民日报》为长途贩运是否是“投机倒把”辩护：“允许长途贩运是完全必要的”。北京钱粮胡同的张素珍把三台缝纫机抬进拥挤的卧室，办起了一家私营西服缝纫店。美联社的记者报道说：“她在赚钱，也有点在创造中国经济史。”

北京西城区锦什坊街的个体理发店店主刘万春上了香港《大公报》的版面：北京个人商店受欢迎，服务态度良好，市民称便利。店主刘万春为了一位顾客，一直营业到晚上11点，这在以前的国营理发店是万万不可能的。刘万春1个月的工资据计算是150元，相当于当时普通工厂一个3级工3个月的工资，或者相当于十三级局、处级干部1个月的工资。英国《每日电讯报》甚至为“三轮车又回到了北京”感叹不已：“中国的三轮车，在消失了十年之后，如今又出现在北京的街头。”　电子书　分享网站

1980：呐喊——中国个体户元年（2）

1980年，上海市中心延安东路一家夫妻百货文化用品小店

经济发展的浪潮，迎面扑打而来，让人心生迷茫，甚至不知所措。与人的心态相同，那些有关创造财富与分配财富的改革，在混沌中探索发展。每一点变化都是细微的，引发变化的背景却是深刻的。

夏天，一群经济学家聚集在北京，参加一个“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问题座谈会”。会上许多学者认为，“在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城镇个体经济在一定范围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对活跃市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扩大就业，都有好处。”他们强调，“不能把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或者认为它必然产生资本主义。”

当命运加诸其身的枷锁开始显现松动的迹象时，有些人没有片刻犹豫。他们一把抓住了机会，虽然机会来得并非恰如其时。所以，上面春雷滚滚，下面春潮涌动，经济的活跃因素以核聚变的力量正在爆发。

1980年，中国个体户元年。北京市有关部门提出发展商业服务业的办法。重庆，一批*前，曾经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的个体商贩重新开业。上海和辽宁，城镇个体经济已各有了一万多户，6月底，光是沈阳、阜新和丹东就发了3300多张个体户执照。福州，一直都在或明或暗地经营的个体户，终于可以“按全市商业网点的总布局，在有关部门指定的地点，按规定的价格进行营业了。”只是他们还需遵守“五定”：定点、定价、定质量、定营业额和定业务范围，且经常被教育“要注意卫生，摆摊时不要影响交通。”新疆乌鲁木齐，一个由维吾尔、回、汉三个民族的女知识青年组成的青年工艺美术社，生意也越做越兴隆。一年来，日营业额由刚开始的三、四十元上升到两百元。

偏远的滇南，从昆明到西双版纳，沿途都可以见到来云南做生意的外乡人。这些千里迢迢来云南做生意的人大多来自四川、江苏和浙江等省。他们中做什么小生意的都有，缝鞋的、卖眼镜的，甚至还有镶牙的，让当地人感到好奇。浙江商人和浙江制造的产品开始对全国甚至国际市场产生影响，虽然影响要若干年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