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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古灵精怪”的房地产商。

一本《当中国改变世界》的书将21世纪的开端定格在1979年。就在这一年，玛格丽特·撒切尔与*，两个看似互不相干的大人物共同震撼着世界。他们提出相同的口号，都借用弗朗索瓦·基佐的号召“富起来吧！”

前者当选英国首相后，坚决促使经济领域中的国家大规模撤退。她采取非国有化策略与放松管制，形成一股潮流，扩展到她的老朋友里根的家乡，而后缓慢且有力地影响，并改变着“老欧洲”的运作模式。世界的另一端，*，这位“身上没有任何极端自由主义气味”的小个子男人，信奉着务实的发展观。他敞开中国的大门，希望改革开放积极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大好机会。

但是，1979年，毕竟只是改革开放的第二年。那个时候，在中国只有厂长经理，还没有企业家的概念，更不敢有民营企业家的提法；那个时候，工厂的生产变得红红火火起来，“四人帮”最猖狂时代下降到极点的出勤率据说上升到了平均93％左右，但7％的缺勤率依然让现在的人很难理解。

然而，压抑了太久的激情与思考对中国的未来抱着多大的渴望。万象更新，变化总是积极且显著的——彷徨无措与疑虑感渐渐消解。冬天过了，春天还会远吗？

年度延伸人物：“傻子”出的难题

1979年，安徽芜湖，那个只会写5个字（“年广久”与“同乙”）、自称是“傻子”的小商贩，给中国的经济学界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7岁在街头巷尾捡烟头、9岁做学徒经商、十几岁就接手父亲的水果摊、1963年因“投机倒把罪”而被判有期徒刑1年的“傻子”，能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引起阵阵涟漪。

1964年，年广九为维持生计，炒起了瓜子。他偷学来的手艺派上了用场，炒出来的瓜子一咬三瓣，满口清香，于是慢慢“炒”出了名。而且，他卖瓜子是连卖带送。年广九这样说，“别人买一袋瓜子后，总会问这够秤吗，我就抓起一大把递到他手上！”薄利多销策略招徕了大量顾客，广九成了顾客眼中的“傻子”。年广久的父亲被街坊称为傻子，他从小也有“小傻子”的绰号，所以年广九的瓜子美其名曰“傻子瓜子”。

“傻子瓜子”招牌一挂，高峰时店门口两排队伍排了100多米。年广九为此定了店规：计划生育独生子女买两斤瓜子不排队，结婚的买十斤瓜子不排队，军人不排队……独辟蹊径的店规，更让人们觉得这个“傻子瓜子”不一般，前来买瓜子的人络绎不绝，一天瓜子可以卖出两三千斤。生意红火，年广久纵使生出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于是请来一些无业青年来帮工，帮工越来越多，竟达12个，“傻子”出的难题也就应运而生了。

1979：富起来吧（11）

*在《资本论》明确划分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限，在19世纪中叶，雇佣工人在8人以下，业主是与工人一起参加生产的，为介于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中间任务，是小业主。而一旦超过8人，则是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为资本家。年广九的帮工竟达12个，那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了，为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剥削了。诸如　“安徽出了一个叫年广九的资本家”、“年广九是剥削分子”这样的流言在安徽流传甚广。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把年广九划到资本家的行列。1979年，经济改革刚刚凿出第一道光，很多人都在观望，“傻子”年广九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如果把这“经济越轨”直接打压下去，“枪打出头鸟”，还有多少人愿意试水？况且，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就在数字“8”卡了壳？难道所有的工厂人数必须控制在7个人之下？把理论嫁接到现实中，也不能完全被限制在理论的条框中，改革更需要变通。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傻子”出的难题成了经济学界的尴尬，他们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能给年广久的做法下定论。理论界吵成了一锅粥，年广久却“你吵你的，我炒我的”，闷声发大财，把“傻子瓜子”做得风生水起，到1982年，年广久的瓜子工厂雇工105人，日产瓜子9000公斤，利润已过百万元大关。

1982年，*给这场尘埃未定的争论划上了句号，“不能动年广久，一动就人心不安，群众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年广九得到了最坚定的支持，他也因*的提及而在中国改革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尽管，直到1987年，私营企业的工人人数才没有了限制。但*的一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