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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刊登在《解放日报》第二版和第三版下方的两条六分之一通栏，每条收费700元左右，不久调价为每条1280元。此后，一呼百应，各地广告客户接踵而至，“到后来做广告要排队了，盛况空前！而登了广告的厂商，几天里滞销商品就能卖到脱销。”当然，也有个别读者愤忿地给报社寄去了投诉信：“广告里画的有些是油头粉面、奇装异服、妖形怪状的女人，对广大群众到底有啥好处？”

这是1979年春天里的问号。但这样的疑问显然难以阻挡整个意识形态的冰雪消融，中国的商品大潮已经动地而来。

几乎在*登上《时代》封面的同一时间，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回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摘报送到了*的办公桌上。香港地价昂贵，劳动力不足，国内劳动力便宜，资源丰富，港澳华侨和外籍华人都愿意在广东投资。

但是，外贸管理体制和规章制度，不适应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发展需要，一报一批手续繁琐，效率极低。广州市引进香港会德丰棉纺织与染整后处理的全套设备项目，从78年8月洽谈，中央10月份批准同意，直到1979年3月才办完银行担保手续，前后将近8个月。有外商说：“第一次谈得高兴，第二次谈就扫兴，第三次就不想来了。”各地也反映说：“外面热，下面急，上面卡，中间团团转。”

4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向*汇报：广东省委提出，要求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划出深圳、珠海、汕头等地区，实行特殊的政策措施，以取得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经验。但是，这些地方该叫什么名称才好？原来有“贸易合作区”、“出口工业区”等，都觉得不合适，定不下来。

1979：富起来吧（2）

晚上，谷牧散步到中南海东南角，又见到*。一见面*就说：“谷牧，广东那几个地方就叫‘特区’。”当晚谷牧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习仲勋。第二天上午，习仲勋找到谷牧问：“叫‘特区’，那以后广东还管不管？是不是直接由中央管？”谷牧笑着说：“不是，还是由广东管。”

7月15日，*中央、国务院发出文件批准广东、福建两省的报告，文件明确指出，“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地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两地设置。次年3月24日，*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现在来看，特区的建立是为了引进外资，增加外汇。然而，经济特区支撑起一方蓝天，让广东得中国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成为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特区发展史，某种程度上就是珠三角民营经济发展的半部史；它的命运浮沉，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经济洪流的大浪淘沙。如今，从与外资、国资三分天下，到独占半壁江山，珠三角成为最稠密、经济最繁荣的城市群。民营经济在此唱出了时代的主旋律。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所有的变化，都是从一个偶然开始。许许多多的偶然可能汇成一股潮流，一种趋势。这种潮流甚至可能形成一种格局，左右着未来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小人物”陈兴昌和容志仁，顺应潮流，成为广州第一批个体户。

1979年，广州做服装生意的人并不多，而且大多数人对时局仍不放心，不敢放开手脚。陈兴昌却雷厉风行，在别人对形势忐忑不安时，运营童装生意。可邻居看他不顺眼，少有朋友愿意跟他来往，连儿子成年后都难找对象。“街边仔”代替了他的名字，得不到尊重，不被社会所接受。创业的艰难，让陈兴昌和妻子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直到生意上了正轨，才将睡眠时间增加到5个小时。他自学香港和国外的设计书，再进行创新，渐渐做出了风格，打出了名气，慢慢有人连夜排队抢购他的童服。

说起“街边创业第一代”，广东人首先会想到容志仁。3月从农村回到广州，4月他便申请领取个体营业执照，以100元本钱开饮食店做学生餐，“本想根据特长搞工艺美术，但西华路一带不是文化区。居民多，早餐店、小吃店少。”因为饮食店附近有4中、11中、82中学和3间小学，容志仁的店小，生意火。一时媒体争相报道，他本人成了羊城妇孺皆知的个体户。

容志仁（左）与妻子在经营中

1980年，任仲夷接见个体代表，会上很多人不敢说话，容志仁带头把自己生意难处反映给任书记听。任仲夷一拍桌子说：“这是个有独特经营思想的年轻人，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