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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既依五行，当从其用事之交，出何经典？可谓工于异端，言非而博，疑误后学，非所望于先儒也。《礼记·玉藻》曰：“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闰月则阖门左扉，立于其中。”郑玄注曰：“天子之庙及路寝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国之阳，每月就其时之堂而听朔焉。卒事反宿路寝，亦如之。闰月非常月，听其朔于明堂门下，还处路寝门，终月也。”而《考工记》“周人明堂”，玄注曰：“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郑注。然则明堂与寝，不得异矣。而《尚书·顾命篇》曰：“迎子钊南门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寝矣。其下曰：“大贝贲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东房。”此则路寝有左右房，见于经史者也。《礼记·丧服·大记》曰：“君夫人卒于路寝。小敛，妇人髽，带麻于房中。”郑玄注曰：“此盖诸侯礼。带麻于房中，则西南。天子诸侯。”左右房见于注者也。论路寝则明其左右，言明堂则阙其左右个，同制之说还相矛楯，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奋笔而争锋者，岂不由处室之不当哉？

《记》云：东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于斯堂，虽使班、倕构思，王尔营度，则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则三室之间，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岂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负扆以朝诸侯之处，而室户之外，仅余四尺而已哉？假在俭约，为陋过矣。论其堂宇，则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则未惬人情，其不然一也。

余恐为郑学者，苟求必胜，竞生异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东西耳，南北则狭焉。余故备论之曰：若东西二筵，则室户之外为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户外复如此，则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耳。《记》云：“四旁两夹窗。”若为三尺之户，二尺窗，窗户之间，裁盈一尺。绳枢甕牖之室，筚门圭窬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复欲小广之，则四面之外，阔狭不齐，东西既深，南北更浅，屋宇之制，不为通矣。验之众涂，略无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则户牖之间，不逾二尺也。《礼记·明堂》：“天子负斧扆南向而立。”郑玄注曰：“设斧于户牖之间。”而郑氏《礼图》说扆制曰：“从广八尺，画斧文于其上，今之屏风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间，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较然可见矣。且若二筵之室为四尺之户，则户之两颊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犹自不容，矧复户牖之间哉？其不然二也。

又复以世代验之，即虞、夏尚朴，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饰。而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狭，岂是夏禹卑宫之意，周监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

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户之外裁四尺五寸，于营制之法自不相称，其不然四也。

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复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还自相违，其不然五也。

以此验之，《记》者之谬，抑可见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上员下方，东西九仞，南北十筵，堂高三尺也。余谓《盛德篇》得之于户牖，失之于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夹房，面各有户，户有两牖，此乃因事立则，非拘异术。户牖之数，固自然矣。九室者，论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时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两辰同处，参差出入，斯乃义无所据，未足称也。且又堂之修广，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为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计其一室之中，仅可一丈，置其户牖，则于何容之哉？若必小而为之，以容其数，则令帝王侧身出入，斯为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谓其九室之言，诚亦有由。然窃以为戴氏闻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弗见其制，靡知所置，便谓一室有四户之窗，计其户牖之数，即以为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汉末之时学士，而见重于当时，即识其修广之不当，而必未思其九室之为谬。更修而广之，假其法象。可谓因伪饰辞，顺非而泽，谅可叹矣。余今省彼众家，委心从善，庶探其衷，不为苟异。但是古非今，俗间之常情；爱远恶近，世中之恆事。而千载之下，独论古制，惊俗之谈，固延多诮。脱有深赏君子者，览而揣之，傥或存焉。

谧不饮酒，好音律，爱乐山水。高尚之情，长而弥固，一遇其赏，悠尔忘归，乃作《神士赋》。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遐迩悼惜之。其年，四门小学博士孔�У妊Ч偎氖�迦松鲜樵唬�

窃见故处士赵郡李谧，十岁丧父，哀号罢邻人之相；幼事兄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