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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特里埃把放债叫挥霍，总觉得守着金钱比放高利贷实惠。所以索缪城的居民只能根据面上的收入估算他们究竟有多少积蓄。于是格朗台先生得到新贵的头衔，那是我们拚命讲平等也抹煞不了的殊荣，他成了当地最举足轻重的纳税人。他经营的葡萄园总共有七十公顷，遇上好年景，可以生产七、八百桶好酒。他还有十三处按年成交租的分种地和一座老修道院。为了省钱，他把修道院的门窗连同彩绘玻璃大窗统统用砖砌死，既可以免税，还便于保存，他还有八、九十公顷草场；一七九三年，他在那里种了三千株白杨。他现在住的房子也是他买下的产业；这些都是面上的财产。至于他手头的资金，只有两个人知道大致的数目：替格朗台先生放债的公证人克吕旭先生和索缪城里最殷实的银行家格拉珊先生。格朗台只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才私下里同格拉珊做点赚钱交易。在内地，若想得到别人的信任，或者若想发财，就得像克吕旭先生和格拉珊先生那样守口如瓶。尽管他们从不露半点口风，但是他们公然对格朗台先生毕恭毕敬的态度，也足使旁观者揣度前任市长财力的雄厚。索缪城里人人相信格朗台家有个堆满钱财的秘密金库，并且传说他每天深夜要去察看成堆的金银，从中得到无法形容的快慰。爱财如命的人看到格朗台的眼睛里透出一股仿佛已被染上金色的黄澄澄的目光，更相信这事决非虚传。大凡习惯于靠利滚利赚大钱的人，总不免跟色鬼、赌徒或马屁精一样，眼神中自有一些难以界定的习性，躲躲闪闪、贪得无厌、神秘莫测的表情，跟他们有相同癖好的人一眼就能识别。这种心心相通的暗语好比是着迷于酒色财气的人们之间通用的行话。格朗台先生从不欠谁的人情；为了收成，要制作一千只酒桶还是五百只酒桶，老箍桶匠兼种葡萄的老手，计算起来精确得好比天文学家；他从来不曾打错算盘，每逢酒桶的市价比酒价还高的时候，他总有酒桶出售，并设法把自己的葡萄酒藏进地窖，等酒价涨到二百法郎一桶他再抛出，而一般小地主早在五路易一桶时，就把酒售空了。所以格朗台先生博得大家的敬重。一八一一年的收成是臭名远扬的，那年他明智地紧收慢放，把货一点一点卖出去，一次收成就给他赚了二十四万法郎。说到理财的本领，格朗台先生像猛虎，像大蟒。他懂得躺着、蹲着，耐着性子打量猎物，然后猛扑上去，打开血盆大口的钱袋，把成堆的金币往里倒，接着又安静地躺下，像填饱肚子的蛇，不动声色地、冷静地，按步就班地消化吞下的食物。他从谁跟前走过，谁不感到由衷的钦佩？对他既抱几分敬重，又怀几分恐惧。在索缪城里谁没有尝过他利爪的滋味？抓一下让你疼得入骨三分。有人为了买地，找克吕旭贷款，利率是百分之十一。有人用期票到格拉珊那里去贴现，先得扣除一笔大得惊人的利息。市面上难得有哪天没有人提到格朗台先生的大名；连晚上街头的闲聊也少不了要说起他。有些人甚至认为这位种葡萄的老手的殷实家产堪称当地引以为荣的一宝。所以不止一位做生意的或开客栈的索缪人，得意洋洋地在外地的来客面前吹嘘：〃先生，我们这一带百万元户有两三家，可是，格朗台先生哪，连他本人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大的家底儿！〃一八一六年，索缪城里最擅长计算的人作过估算，这位老先生的地产大约值四百万法郎；可是，若以一七九三年到一八一七年之间以每年平均收入十万法郎来推算，他手头积攒的现金应该跟他的不动产的价值不相上下。所以，当人们打完一局纸牌，或者谈过一阵葡萄种收，最后提到格朗台的时候，自作聪明的人们会说：〃格朗台老爹？……总该有五、六百万吧。〃倘若赶上克吕旭先生或格拉珊先生在场，听到这话准会答腔：〃你倒比我还在行，我可是从来都没有法子知道这个总数。〃要是巴黎来的客人提到罗启尔德或拉菲特等银行巨头，索缪城的居民就赶紧打听，问他们是否跟格朗台先生一样有钱。如果巴黎人付之一笑，不屑地答道〃是的〃，索缪人就会面面相觑，难以置信地摇摇脑袋。这么大的家产给这位富翁的为人行事披上了金丝编织的外衣。就算最初他的生活起居有些特别，曾经是人们说笑的话柄，那么这话柄早已陈旧得无人再提。格朗台先生的一言一行如今成为人们判别是非的规范。他说什么话，穿什么衣裳，他的一举一动，乃至于眨眨眼睛，都成为当地的金科玉律；人人都像自然学家研究动物本能的作用那样，研究格朗台，并能从他最琐细的动作中发现深邃而无言的智慧。人们说：〃今年冬天一定很冷，格朗台老爹戴皮手套了：赶紧摘葡萄吧。〃〃格朗台老爹买进大批板材，今年酒的产量一定可观。〃格朗台先生从不买肉和面包。他的佃户每星期给他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