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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该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从这个地区可以进入英属印度北部。同时，清政府对喀什和伊犁地区的控制则相当薄弱，两地相隔有3500　英里之遥，靠释站往来消息要用6　个星期。这种措施只是出于传统上对西部蒙古边境的战略考虑，而非出于经济上的考虑。

1862　年穆斯林在中国西北的叛乱，由于得到了浩罕地区霍加人的支持，在中国土耳其斯坦逐渐演变成一场起义。浩罕国的阿古柏汗当即掌握了权力并统治了塔里木盆地的大部分地区，该地在其统治下从1865　年到1877　年一直是独立的穆斯林领地。为遏制阿古柏和英国在当地的影响，沙俄军队于1871　年进驻伊犁河谷并战领了霍加的商业中心。他们对占领该地蓄谋已久，早在1851　年就同当地有着相当正规的贸易往来。沙俄向清政府保证，一旦后者重新确立在伊犁的统治，他们就会撤离此地。

就这样，清政府在19　世纪70　年代中期面临着极大的危机。尽管左宗棠在1873　年率兵镇压了西北穆斯林的叛乱，但是他的军队主要是在甘肃省，同阿古柏在喀什的首府的距离大致相当于从堪萨斯到洛杉矶之间的距离。这其间要穿越数百英里的沙漠，一支商队须走几十天才能到达。同时，中国还同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产生了纠纷。

对这场危机清朝有两派不同的战略意见。李鸿章一派主张“自强”并主张沿海岸线防御海上侵略，而左宗棠一派则计划再次征服亚洲腹地的不毛之地，这项计划因耗资太大遭到了李鸿章一派的反对，双方就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朝廷认为左宗棠的意见可行并准予实施。中亚是清政府传统上用来抵御蒙古人的战略要地，为此曾一再拓边西进。为了祖宗先皇就必须重新古有这片地区。左宗棠在上海办起中外信贷来购置西方的大炮，并在兰州建成了军火库和毛纺厂。同时他命令军队在当地屯田，种植粮食作物和棉花来满足一部分军队的衣食需求。他在甘肃建立了一块基地，并由此不断向西推进。1876　年，左宗棠的军队穿越沙漠攻取了乌鲁木齐及其他战略要地，并对北部地区讲汉语的穆斯林“反贼”大开杀戒，然后大军驱人塔里木盆地，对待当地维吾尔族居民比对边境叛逆较为宽和。阿古柏于1877　年死去。到1878　年，左宗棠重新占领了除伊犁之外的全部中国土耳其斯坦地区。

清政府因其辉煌战绩要求沙俄撤出伊犁。第一位满洲使臣在同沙俄的谈判中表现得极为愚蠢，作出了太大的让步，以至于朝廷威胁要砍他的头。这样的外交使双方都极为愤怒，甚至彼此以战争相恐吓。但是危机过去了。1881　年产生的另一条约使沙俄得到了更多的赔款，但是中国也收复了伊犁的大部分地区二1884　年中国土耳其斯坦成为一个省，命名为新疆，意为“新的占领地”。这一结局令人欢欣鼓舞。中国人的自信心再次高扬起来，同时保守派也由此不负责任地高谈阔论，认定中国能赶走外国侵略者，并且踌躇满志地认为可以抵制西化。

滞后的中国外交

清政府为何迟迟不肯派遣可用来观察敌方国内情况并保护本国利益的驻外使节呢？自1861　年以来就有西方官员居留北京，但是直到1877　年中国才派出驻外使节。这种滞后状况有其心理及政治根源。中国派驻使臣的传统是在国力强盛时向外邦遣使以弘扬皇威，国力衰弱时则是遣使向“蛮夷”求和。一旦北京进驻了一批不需叩拜的西方使臣，皇帝的威严就会动摇，外交关系则变得格外屈辱。在政治中这一受了伤的尊严就被利用了。李鸿章等主张西化的人，在同西方的接触中势力增长，而死硬保守派则认为任何同外国人的往来都是反叛行为，他们对主张西化的人进行严厉谴责，后者则不得不对此加以包容，而这恰恰最好地遏制并平衡了西化论者的势力。慈禧太后因此采纳双方意见并在这种相持局面中坐收好处。

外国扩张主义者也从清政府的优柔寡断中得益，如日本处理台湾土著杀死琉球群岛居民的事件就是一例。尽管琉球群岛自1605　年后即处于日本德川幕府的统治之下，但它并非日本的附庸领地，从前一向是附属中国的。然而，总理衙门颧预之极，竟对日本的宗主国地位不加置疑，更糟糕的是，反而为了免向日本交付赔款宣称不为台湾土著负责。于是，复仇心切的日本武士便在1874　年攻人台湾；虽然战火未燃，但中国为了让日本撤军，又不得不交付偿金。李鸿章等人指出如果中国在日本派驻使臣的话，或许可以避免这场耗费财力的事件。1875　年，在英国人试图开辟一条陆上贸易通道从缅甸入侵云南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