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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老实巴交的农民，吃着树皮就着野菜，死挨到现在，巴望着田里能够打出些粮食来。谁知，城里的官兵比他们还饥饿，成群结队的出来抢粮，但此时那还有粮给他们抢？于是这些饥饿的大兵们，将抢劫的地方转到了还处于半生不熟的田地里。这些大兵原本是农户，割起稻谷来熟练得很，不消半日就可抢光数百亩粮田。半熟的粮食虽难以下咽，好在能填饱肚子，大兵们自然是满载而归了。留下的是满是稻根的农田和绝望的农民。

“这日子没法过了！”

“反了！反了！”

一些大胆的农民终于揭杆而起了，仿佛是一夜之间，起义的浪潮就遍布江西、湖北、陕西、山西、河南、云南、贵州、广西数省。除京畿和东北还算太平外，清统治区到处都是烽火。数千处农民起义军不断的“劫富济贫”，又不断的互相吞并之下，慢慢的发展壮大成十几支大的队伍。

这些队伍不少被我所控制，他们的领袖有很多都是情报部的联络员。这些受我控制的队伍由于有我的援助，不需要抢劫也能生存，能够保持严明纪律，在百姓中的口碑很好，发展也很迅速。其它几支比较强的起义队伍控制在天地会、湖北哥佬会、华北白莲教的手中。这些起义军抢光了富户和地主之后，转而抢起了贫民，组织虽庞大但结构松散，在百姓中的口碑也很差，难以形成气候。

饥荒意味着起义、起义意味着更大的饥荒、更大的饥荒意味着死更多的人、爆发更大的起义。马尔撒斯人口理论认为，在有限的自然资源下，当人口数量达到一定限度，就会出现大规模的战争和天灾，战争与天灾的结果是，出生率大幅度的下降，人们大量死亡，人口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压力大幅度的下降。这是大自然对人口膨胀的自然调节，也可以说是大自然对需求无度的人类的惩罚。

中国此时的人口已将近四亿，如果用后世的方法建高产农田的话。那么现在这人口基数是刚刚好的，不多也不少。

我希望看到的是农民起义扫荡一切封建势力，为新中国建立后迅速推广我的治国思想做准备。所谓不破不立，不破除封建势力而想用中国富强党的三民主义思想迅速武装人民的头脑是不可能的。消灭一种腐朽落后的思想最快捷的办法就是连肉剜去。一张白纸好作画，如果这张白纸上已经被涂得满目疮痍了，那未要想再作画的话，除了返回造纸厂再生，别无他法。然而，重生是痛苦的，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每次重生，都意味着血海尸山。

作为一个中国人，没人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无动于终，我也一样。我不愿意看到多灾多难的贫苦百姓在这场饥荒中死得过多，采取了许多应急的办法，解除百姓饥荒。这些应争办法中，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开粮放粥。新政府在邻近各省广设粥厂，不过设置粥厂也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必须辅以其他多种手段。先是鼓励饥民逃往我所控制的三个省：四川、湖南、广东。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饥民到来之后的生存问题。我在这三省同时开工了上万处水利和筑路工程，参与兴修水利和筑路的饥民不领工钱，而是以粮代资，一个壮劳力工作一天可以领到足够四人温饱的粮食。

这些工程当中规模最大的，当数从洞庭湖湘江码头一直到广州珠江口的铁路，考虑到这条铁路必定是中国将来的主干线，所以按复式铁路设计。路基打得很宽，可以辅设二条铁轨。这条铁路的规划参照后世京广线的设计，将沿途各主要经济地带连接起来。为了赶工期，并且尽可能多的吸收饥民，这一巨大工程，被分成数百段，各段同时开工，参与民工上百万人。预计只需半年，就可以全线开通。钢轨的生产跟不上，就采取先打好路基、遂道，后辅钢轨的办法。工兵营是最有建筑经验的组织，他们承担的是各地段的攻坚任务，比如架桥，打遂道等等。除铁路之外，公路建设也上马了，拓宽加固川、湘、粤三省的原有官道，使之能够达到后世三级公路的标准。另外还有几项大的工程：洞庭湖和长江的防汛工程；兴建攀技花和六盘水的二个大型工业基地；南充石油开采和石油练化厂扩建；老基地的五期扩展工程。

这些措施有力的解决了饥民的生存问题，截止到十月份，涌进来的高达五百万之众的饥民，大多数都被当地的工程部招去。这些工程一方面保证了饥民不再挨饿，另一方面为近万项工程的实施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当然猛增的人口，对三省的粮食产生的压力也是非常巨大的，好在我从去年起就储备了大量的粮食，而今年春播时又及时的将优质水稻推广到了珠江平原、洞庭湖平原、成都平原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