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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顾雏军一纸诉状将其告到法庭时透露：“诉讼消息刚刚见之媒体，就有相当多的民众主动参与，不但替我组织了顾问团，而且提供了大量经费让我无后顾之忧地和顾雏军打官司。”“陌生的热心读者透过各种方式给我提供了大量的一手信息和证据，而这些证据是我当初研究顾案时，怎么也找不到的。比如，顾雏军5000万美元的原始积累来自于何处，等等。当年对顾雏军神秘发家的困惑，随着这些知情人士提供的一手材料一一解开。”“我简直喜出望外，这哪里是诉讼啊，简直是万众一心‘探海底’。”①

以上言论不管是作秀，还是确有其事，都是处处把自己置于民心所向的地位。民众不但提供经费，而且提供证据，这哪里还是“民众”啊？

而顾雏军的反应，自将郎咸平告上法庭后，就一直没有再公开发表任何意见。我们所能看到的，也只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只言片语，从刚开始的委屈，“没想到我们将科龙做好了还有非议，”到后来的不屑，“最近我正着手收购两家欧洲企业，这会不会被说成‘侵吞欧盟资产’？”②

有这样一个花絮：有记者在雅典奥运赛场遇见了顾雏军，顾正悠闲地观看比赛。记者非常惊讶：“国内的经济学家因为你的事情已经吵翻了天！”顾很不以为然：“我不能成天陷在那些烂事儿里！”①

经济学家凭什么愤怒？（1）

同为经济学家，还是可以分出三六九等的。比如广为人知的两种分法：

一种是台湾已故经济学家夏道平先生的分法。他把通常被称为经济学家的那群人，按思想言论的底蕴分为三类：一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二是经济工程师；三是特定经济利益的发言人。同样用着经济学中的一些名词、术语和模型，实则有着显著的区别。

第二种是詹小洪教授在《京城十类经济学人》中所描述的十类人：决策圈经济学人、议会经济学人、方案经济学人、讲坛经济学人、课题经济学人、绿卡经济学人、公司经济学人、民间经济学人、诸侯经济学人、报章经济学人。仅凭“经济学人”前面的两个字，就像一幅幅漫画，可以品味出其间的异同来。

而在“郎顾之争”中，依主张不同划分出的两类经济学家，谁为这类，谁为那类呢？

经过了宋秦案，郎咸平的脸谱被漫画化了，拥郎的新左派仍然锐利无比；经过了为顾雏军捧场的科龙改革途径研讨会，主流经济学家的立场依旧如故。

但细细分析，就会发现“郎顾之争”涉及的经济问题不外乎就是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究竟该“民进国退”还是“国进民退”；第二个方面是“民进国退”过程中是否可用MBO方式；第三个方面是顾雏军从收购到资本运作再到账务的数字游戏问题。问题的核心是郎咸平指责顾雏军的格林柯尔用“七板斧”伎俩，侵吞国有资产。但仅仅采集了格林柯尔膝下三个企业的财务数据，就做出如此大的判断，显然样本是远远不足以支撑论据的。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基调，却吸引了无数经济学精英参与进来。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国退民进盛宴中狂欢”的论调是公众的注意力所在。格林柯尔如何如何，老实说老百姓并不是很关心，顶多是在其出事时骂一嗓子，发泄一下了事。仰融案、杨斌案、###案、牟其中案、德隆案、张海案……莫不如是。老百姓关心的是心里的那份感受，比如置身于国企改革中的工人们，经历了下岗再就业、转制等诸多变故，普遍的感觉是：自己多年来用汗水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被廉价转移到极少数企业和部门领导手里！这种压抑多年的认识一经被郎咸平唤醒，自然而然地就会站到“挺郎”、“倒顾”的一边。而对于“郎顾之争”的另一方——主流经济学家们而言，其实顾雏军的格林柯尔是采用什么手法收购科龙的，实际如何扭亏的，账务怎么腾挪的，也同样并不怎么关心，他们关心的是自己坚信了一辈子并努力宣扬的国企改革的理论被动摇了，如此，才有了纷纷出面澄清，才有了被网络舆论抨击的局面。

于是，事情演变至此也就有些偏题了。论战双方被简单地分为“挺郎派”和“挺顾派”，这种分法自然是很荒谬的。对于“挺顾派”而言，并不认同顾雏军就代表了国企改革的方向，对于“挺郎派”而言，把争论立足点提升到了国企改革走向的高度，也有着论据不足以支撑论点、形式大于内容的弊病。

从事件发展的过程来看，“挺郎派”占足了天时人和，有着强烈的替天行道的自我期许，讲话也常出惊人之语，但却不能冷静地约束自身的情绪，不能克制自身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