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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德。阿拉伯世界对9·11的态度，让多数的美国人感到不可思议，但是如果他们能对以色列的坦克随意撞毁巴勒斯坦难民营的住房和帐篷也表示出同样的不可思议的话，那么在反对恐怖主义方面，美国和世界的共同语言就会更多了。

说回中国战国时代。

荆轲刺秦王的失败，在我看来，主要的责任应该由燕太子丹承担，原因是燕太子丹给荆轲的任务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任务，许多读史书的人没有注意到，并不是把秦王杀掉，而是妄想挟持秦王，在利刃之下逼秦王放弃攻燕的计划和统一中国的政治理想，即所谓“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于齐桓公，则大善矣；不可，则因而刺杀之”。曹沫之于齐桓公是彼一时也，现在是此一时也，政治格局和军事力量都不能相提并论。当时的齐桓公，是要在诸强并列特别是周室尚有一定政治上的影响力和利用价值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的霸主地位。他的政治目标是确立在诸侯中的仲裁地位，而并没有一匡天下的野心和实力。他要确立自己“守信”的形象，所以才会在曹沫的利刃之下允诺退还侵占的土地，他失去的比得到的少。而此时的秦王，已经没有什么顾虑，统一六国已是举国的既定目标，势在必行，岂能在利刃之下承诺什么，就算承诺了，回过头来，马上反悔，天下谁能奈其何？太子丹在政治上的幼稚，荆轲在政治上的无知，导致一次精彩的恐怖主义行动在一开始就埋伏了失败的重要因素。荆轲若没有活捉秦王的念头，一击而杀之，或许可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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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秦之三：复仇的成本

及王翦灭赵，太子闻之惧，欲遣荆轲行。荆轲曰：“今行而无信，则秦未可亲也。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有以报。”太子曰：“樊将军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也！”荆轲乃私见樊於期曰：“秦之遇将军，可谓深矣，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於期太息流涕曰：“计将安出？”荆卿曰：“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王，秦王必喜而见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则将军之仇报而燕见陵之愧除矣！”樊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齿腐心也！”遂自刎。太子闻之，奔往伏哭，然已无奈何，遂以函盛其首。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药焠之，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乃装为遣荆轲，以燕勇士秦舞阳为之副，使入秦。

——秦始皇帝十九年（公元前228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25～226页

江湖有恩仇，庙堂亦有恩仇。中国人孝父忠君是一体的，家仇国恨也是一体的。

残酷的政治使人心暴戾，宽容饶恕成了罕见的珍稀物品。

锐圆曾在《天涯》杂志上读过孔见兄的一篇文章，他从《农夫与蛇》这篇寓言说起，说到了人的悲悯是如何被非常逻辑地排除了。人要同情怜悯他人，必须先了解他值不值得同情与怜悯，投之以桃，方可报之以李；同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无条件的同情与怜悯则是愚蠢的。他大概是有鉴于9·11，才会想到选这样的题目来做。9·11给世界提出了宗教的、人文的课题，是继续睚眦必报，冤冤相报，还是以德报怨，化解恩仇？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有这个问题，小老百姓之间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像我这样的20世纪60年代生人从小受到的教育，饶恕是修正主义的，是不可饶恕的。中国人的暴戾之气一直得不到宗教式的舒解，在古代如此，在近现代也如此。中国的正统文化也讲“忠恕”，但历史学家、政治家会举出一千条理由让民众记住屈辱和仇恨，仁恕之心仅体现在枝节上。

樊於期为了复仇，不惜牺牲自我，他的行为一直被史家所肯定，也被民间所认同。有仇报仇，有冤伸冤，中国人被黑暗政治压迫得太久，积郁在心头的仇恨是那样的沉重，那样不能化解。所以，樊於期为报家仇牺牲自己，被看成是一种高尚的精神体现也就不奇怪了。这样睚眦必报的人格，是在怎样的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值得认真思考。

荆轲受太子丹礼遇，或许可以不死；而樊於期自刎，用自己的头颅做荆轲赴秦的道具，荆轲就不得不死了。樊於期以生命相托，荆轲必以死报之。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这种抱着必死信念以赴危难的精神，一到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就会被人们记起。《资治通鉴》卷第七秦纪二（凡十九年）◎《资治通鉴》卷第七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