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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洛阳沦陷之后，太子系的人又积极地从事外围的活动，希图达到皇帝亲征，太子监国的目的。

他们以为，潼关天险必然能守得住，让皇帝到潼关去守土，把长安交给太子。

形势对大唐皇帝极为不利，到如今，他所推行的边区以胡制胡的政策已完全破产了。安禄山是他全力宠任的将军，杨国忠为相之后，曾不断地说过安禄山必反，但他不听，继续以怀柔的方式企图软化安禄山。在李隆基，这并不是偏爱，他怕罢免安禄山反而会提早出现战争。然而，安禄山终于反了，这一责任，就得由他独立承担，洛阳失守之后出现的惶乱，迫使他无法不作一番正式的表示。

四十余年来，他那稳固的皇权，在无形的压力下，受到了挑战，他烦恼，然而又找不到出路。

于是，在无可奈何中，他又下了诏书，命太子监国。由于以前已颁发过亲征诏命，这回的诏命的题目便用了：“命皇太子监国亲总师徒东讨诏”。这道诏命以赞美太子，令使监国为主，只在最后加上“仍即亲总师徒，以诛叛逆，取今月二十三日先发……”。

诏命是十二月十七日颁发的，但提出先发的日期是今月二十三日，颁诏到先发，中间只有五天的时间，显而可见的，亲征先发相当空虚和难予捉摸。五日之中，如何能完成出征的准备呢？如此，诏命的要点在命太子监国了。

再者，皇帝于下诏和朝散后，又召集宰相和中书、门下两省与尚书省各部大臣，在花萼楼举行谈话会。李隆基说，去年秋天就打算传位太子的，由于水旱相仍，自己不愿以余灾遗子孙，想等到灾情过后再传位。现在，天下大乱，自己当负责戡乱，先由太子监国，待乱平之日，再行传位。

皇帝在感伤中发言，他自认是大唐的罪人，开国至今，从来没有出现如此恶劣的场面，他又要求大臣们团结一致，应付突变和预筹善后，他认为安禄山暴兴，虽然扰乱了河北、河南、中原的心脏地区，受到大损，但这样的暴兴，也会很快毁亡的，因此，在抗战的同时就应想到战争的善后。

这是一个充满了感伤情调的集会，皇帝在谈话中曾经老泪纵横。

当花萼楼的谈话会结束后，宰相杨国忠又单独入觐，劝阻皇帝亲征。李隆基没有任何表示。

又接着，太子于午后入觐，看样子和父亲差不多老的太子李亨，力辞监国之任，但并不认真阻劝父皇出师。

李隆基在接见太子时表现很从容，他询问了各路招兵情况，又指示太子去做一些事，对亲征和监国，他不再提，父与子之间的心病显然很重。

当太子辞出时，杨贵妃和高力士同时到来。李隆基站起来，似乎很愤怒，但转了一个身，他又自我抑制了。

“力士，看来，我这把年纪，也只得上战场走走了，你也准备一下，陪我出征——两个老人，唉！”皇帝说到两个老人时，似有无限感伤，叹了一声，止住。

杨贵妃不能再忍，冲上去，握捏住皇帝的臂膀，欲言，终于哭出来。在旁边的高力士，跪下去，虽在激动和哀伤中，但这位老内侍很识大体，没有发言。

皇帝扶了哭泣的贵妃，让她坐下，再命高力士起来，他再度收敛情绪，徐徐地说：“潼关天险，我们总能守住的；力士，你去筹算一下，我们出师，现在能集中多少兵？”

“陛下，如二十三日出师，至多只有四万人马可以随驾，这时间是无法赶得上的！”

“陇右，河西兵马，不是有两支已到？”

“总共只有一万二千人，近畿兵马集中的，有一万五千人，陛下禁卫军中，可调用二千人，新兵能选用的，估计是一万五千人，其他的兵马，数日内无法集中。”高力士冷静地说：“陛下，亲征诏虽下，但出征的形式可以变通，在草诏时，丞相韦见素和我谈过，用先发一词，可以作两种解释，一是皇上先发，四方兵马随后而至；另一是亲征大军先锋部队先发。

老奴以为，目前形势，只能使先锋部队先发，洛阳兵败，情况未定，皇上也不宜匆匆出师！”

李隆基没有接口，诏书中用“先发”一词，经过深入研究，此中的作用，他自然是明白的，但是，他不能在此时说什么。杨贵妃则有了反应，她请求皇帝委任先锋。

“让我再想想吧！”李隆基低沉地说。

“三郎，是不是召宰相来商量？”

“召宰相——”皇帝沉吟着，“不必如此急，我多想想，明天吧，今天已迟，不能作出什么事——力士，你注意一下，调用河陇诸蕃部属的兵，几时可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