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第3/4 页)

经过媒体和公众舆论的充分辩论最后集中立法讨论，并以彻底的*和自由的表决方式获得通过。它能否为今后更大意义的社会变革和清算埋下社会公正方面的隐患，殊难逆料。比如对所谓私营企业原罪的保护，也就是承认了没有被法律及时追究的非法所得（如侵吞公共财产、逃税、漏税、虚开增值税、组织卖淫、聚众赌博、打砸抢、走私贩毒等各种名目的巧取豪夺和洗钱所得）都将受到法律的保护。这样的保护是否成为必要的邪恶（But　one　bad　example　cannot　justify　the　other　）？英美两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府以其如此完备的法律和道义体系，也没有深究当年血腥和罪恶的奴隶贸易。但是，今天的黑人参政议政并没有完全摆脱当年祖辈被贩卖到美洲大陆的卑贱身份所带来的阴影。文明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是否都要经过血腥圈地、野蛮积累、弱肉强食的阶段？难怪黑格尔也浩叹：“相信人性恶比相信人性善可能更有助于历史的进步。”

令人玩味的是，中国的前三次思想解放只有第一次经历了自上而下的有引导的大讨论，而它的背景是为*复出通过舆论作思想准备。其他三次的情况皆为“只做不说”的强人主导的对历史的超越。这是由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决策过程中重视技术官僚的精英权力和设计，以牺牲大*、社会公正和舆论监督为代价所取得的。这种党内的*集中制的决策特点恰好迎合了民意致富心切的社会趋势，又由于没有一个政治上高度自觉的中产阶级的制约，所以只能说明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商业阶层出于功利图个实惠而已。但是，社会分配的两极分化将为社会稳定带来巨大隐患。

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认为在告别了短缺经济后，应该提出“*”的理论，尝试扩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政府聪明地控制住舆论，没有引发和引导社会进行讨论和猜测。它的思想解放的光环更多被西方媒体所注意，并酸不溜丢地把它与欧洲的社会*党党纲相提并论。当然，从外部来看，全球化时代资本对中国社会都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也起了决定性作用。

一部法律一般情况下在全国人大经过三读就会通过，但是《物权法》经过12　年的酝酿和“八读”才最后“强行”通过，其社会阻力如此之大，可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轨是非之多。它的通过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四次思想解放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为此，*总书记还专门就《物权法》组织政治局全体成员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普法学习。新的领导集体善于学习的精神令人刮目，一如*同志刚刚就任总书记就赴西柏坡参观开国元勋们的红色历史遗迹，加强历史的记忆。对新法的学习和领会，在一定意义上不亚于共产党当年开门进城执掌新生政权时一个年轻的革命党对全国人民政治协商的虔诚和期待。其实，中国社会还没有学会如何适应民意和民声的多样化，年幼无知、血气方刚的中国知识分子学会了沉默。不过，成长的烦恼始终伴随着转型的阵痛，从革命党到执政党，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基础和执政能力都在发生巨大变化，本届领导人亲民形象的树立应被视为是经济推动政治的进步。人民开始逐渐习惯新一代领导集体温和的良政，相信应该不会再有庐山会议那样的党内残酷的*的干扰。

中国正在经历的第四次思想解放（2）

红色记忆与思想解放又岂在对*革命的追忆和缅怀？“*”结束后我们迎来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耐人寻味。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是*同志在1978　年12　月13　日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指导性意见，事实上，这个讲话精神为很快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了基调。《光明日报》刊登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思想和舆论方面作了权威的解释和铺垫。

接下来，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解体，小岗村的“揭竿而起”让亿万农民尝试了新时期没有土豪劣绅的“土地改革”。很快，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温州现象呈星火燎原之势，个体经济迅速由广东福建的珠三角和江浙一带的长三角开始“北伐”和“西征”。国家宏观经济结构的优先发展顺序和思路是农、轻、重。全国迅速恢复高考制度，中组部大量*冤假错案。中国诗坛大爆炸，《诗刊》上署名舒婷和北岛的象征主义的作品表达了“*”刚刚过去后，知识界良知的苏醒。上海人宗福先的话剧《于无声处》及《十月》、《收获》、《人民文学》和《小说月刊》上发表的“伤痕文学”反思了知青现象，流露了寻根意识。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