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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魏安釐王、齐缗王、赵悼襄王这些个货真价实的君王，理由虽然都是绝而无后，但却明确高出没有做过君王的信陵君魏公子无忌（守冢五家）。

所以，后者归入列传，而陈大哥进入世家，其实是某种汉家官方意愿的体现。也许这种体现未必自觉或者不自觉，但统治阶级的思想，终于是潜移默化触及每个人灵魂的统治思想，伟大如马迁大哥也一样难以免俗。至于汉家给陈涉的谥号曰隐王，自是透露出许多前科的底细。谥法云：不显尸国曰隐。尸者主也，主国而不显，就是功业不够彰显的意思，但国毕竟是主过的。所谓岁历不永，勋业蔑如是也。另外，隐，哀也。也表露了汉家天子对陈大哥平视角度的绝对同情。

实在说，尽管陈大哥久已立下天鹅宏愿，但大泽起事，大约未必是他所意料之内的发迹着陆点。世家里说，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这样看来，他的被征调戍边，具有相当的偶然性。所谓发闾左，就是征调住在里巷左边的居民。适戍就是发配戍边。按照秦的规矩，拉壮丁的录取标准，采用的是一种叫七科谪的办法，也就是划定七种人，作为不能推脱逃避的充军资格。七种是：有罪的官吏，逃亡的罪犯，入赘的女婿，有市籍的商人，曾经有过市籍的人，父母曾经有市籍的，祖父母曾经有市籍的。

田埂上的天鹅·偶然（2）

前两者都是戴罪之人，不必讨论，可赘婿有些莫名其妙。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那时但凡做倒插门女婿的，大多是穷得立不起身的，而且入赘便意味着变更祖宗，替别人传宗接代，基本算是数典忘祖的叛徒，无疑是一种罪过，所以养老女婿在那时的社会公众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另类，天赋的红字，捉去送死，起码比别人更有些道理。

最让今天人看不懂的，还是所谓拥有市籍也即营业执照的商人们，因为七宗罪里，他们便占据了四席，比重竟然达到了57％＋。

依然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在前工业时代，农耕是国家第一要义，没粮食吃，人就有生存危机，一切都不再具有意义，尤其在大一统的国度里，更是如此。所以，农业被称作根本。而囤积居奇，贱买贵卖，投机倒把，并不是真正的生产，带来的只是额外的效益，滋润了奸诈之人的荷包，劫夺了诚实农人的劳动，还腐蚀了社会朴素的风气，颇不利于国家法度的掌控，所以叫做末，所以抑商几乎是农业文明时期始终不变的永恒主题。始皇帝的发迹，尽管遭到了商人的大力扶持，甚至没有商人某便没有他的江山资格。但如果政治太讲究良心，就会跌跤子，甚至人头落地，所以他的选择，不论在社稷在一己，都是政治上绝对正确的本末博弈。

但商业又的确是国家经济不可或缺的元素，于是，对不得不存在的市籍人群之压抑乃至追溯三代的压抑，就不能不是变通平衡的必须成本。他们不但要交纳市租，担负赋税，而且又是征发从军服役的当然人选。到了夺取秦始皇帝江山的汉高祖，不亏欠商人什么暧昧勾当，又是海内平定，充军戍边的额度趋于走低，对他们便追加上不得坐车骑马不得穿丝绸衣裳不得携带凶器子孙不得作官的种种硬性限制——始终还是抑。

回到陈涉的壮丁机会上。陈大哥虽然是穷汉，但其不属于市籍乃至七科之类无庸置疑，所以本不在通常的征调之列。但在二世的元年，国家境内七科之辈已经征调罄尽，而最高首长的政治需求却并没有及时罄尽，于是只好采取这种看起来十分偶然也十分没有道理的发闾左手段，划下硬性指标，强制单边执行。设若陈大哥当时偏巧住在闾右，或者二世长官的指标就是发闾右，那么这段发迹的偶然，也许就落到别的什么大哥身上了，或者就断送了发迹也未可知道。然而，历史的轨迹，有时候就是由偶然和没道理组装起来的。

关于闾左，一向有众多解释，譬如复除者居闾左，譬如凡居以富强为右，贫弱为左，等等，皆被以为不足信，所以陈大哥的偶然，依然成立。

该说陈哥的鸿鹄志愿确实是有根底的。因为他和另外一位发迹的伴当吴广，当时被任命为屯长。屯长不是类似村长的农村基层干部，但也是行伍中绝非最底层的军官。鉴于秦的资料缺失，借助汉的官制，《后汉书》上说，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二百石在秦的官员品秩上，可以略略等同于县丞或县尉。那是县长的辅佐，不恰当的比，该是相当于县里的大局局长或N个局的局长集合，因为那时候没后来那么细致繁多的官厅，丞和尉的权限自然不小。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