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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tering　Cancer　Center）复查，所以先离开了。我独自在祈祷堂里又坐了一会儿。不管琳达在电话中表露出什么样的怀疑，显然都只是一时冲动，她几乎不承认有这回事。琳达说：“母亲绝不会这样要求子女。母亲只会消除子女的痛苦，怎么可能让子女受苦？”这也许是种合理化的借口，女儿治不好她的病，是因为她未曾开口要求，这个故事也能保持圆满。

但应该不只如此，她这样做也是出于衷心的关爱。我听见琳达在屋内轻声哼歌给女儿听，有人咯咯笑着回应，她这样照顾女儿将近20年，日复一日，从不间断。费斯汀格是否想过，寻找合理解释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别人　？＇…＇他可曾想过谎言与关爱竟如此纠葛不清？

脑中的“魔鬼代言人”

我读心理学研究生期间，曾在一家大型医院的神经科病房工作，病房里有些人就像奥黛莉一样，蜷缩在床上，昏睡不醒，四肢僵硬冰冷。我对一个小男孩印象特别深刻。有时候我站在他们床边，念着姓名牌上的英文字母，心想这些人是否只剩下躯体，魂魄早已离开了呢？

那时候，有科学家尝试从精神生理层面，探究认知不协调理论。20世纪颇负盛名的神经科学家拉玛钱德朗（V。　S。　Ramachandran），就在探寻哪些神经物质会引发拒绝与调适的心理反应。他认为在人类左脑某处，有某种由神经元构成的组织，一旦内在信仰体系受到剧烈冲击，此组织便会释放神经传导物质，提醒我们去平衡认知冲突。他将此组织称为“魔鬼代言人”。不过大脑右半球也有神经突触与细胞构成的神秘组织，处于活跃状态时，会释放信息，压制左脑神经元组织的作用。

拉玛钱德朗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助教李伯曼（Matthew　Lie…berman）说：“并非所有人都会依循单一的思路，设法为一切事物寻找合理化的解释。”李伯曼以东亚民族为研究对象，仿效费斯汀格开展了一个为不同酬劳而说谎的实验，“东亚人不像美国人那么喜欢为自己的行为找理由”。李伯曼认为，东亚文化长期以来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较能包容矛盾对立的观点。表面看似不合常理的悖论，但如果你能从其他角度解读，你便能领悟其中深含的寓意。

受到独特文化的潜移默化，东亚人脑部神经元便发展出不同于美国人的反应特性。李伯曼说：“这不表示亚洲人感受不到认知冲突，只是他们比较不急于减低冲突。”李伯曼推测，前扣带回可能就是脑中的“异常侦测器”或“魔鬼代言人”，再者脑部的前额叶皮层就是我们进行合理化的所在，而东亚人脑部通往此处的路径比美国人少多了。他说：“如果是这样，东亚人和美国人感受到的认知不协调其实不相上下，只不过东亚人不是那么执着，他们并不是非要得到回应不可。”换言之，亚洲人即使面对无法解释的现象，也较能淡然处之。

无法调和，那就敞开心胸

这种天气让我担心。12月3日，温度17℃，天空一片灰暗，庭院里只有一朵玫瑰绽放，仿佛在传达某种启示。费斯汀格认为，担忧也可以用来降低认知冲突，说来有些讽刺。你害怕找不到好理由，所以编造一个理由，以此解释你的忧虑。但我们怎么知道哪些理由确实合理？哪些只是借口？如果我是东亚人，也许我连想都不想。然而地球日趋暖化似乎不是危言耸听。12月初，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臭味，我看到地上有只甲虫，多节带刺的脚在温暖的空气中挥舞，腹部下方明显可见一滩分泌物。

琳达去过斯隆癌症中心后，已经返家休养。一星期前我去拜访她，我满脑子都在想她的事，或者应该说是我的前扣带回一直在思考她的事。我做过若干调查，有些严谨的医学专家表示，奥黛莉的情况确实罕见。那位犹太裔的皮肤科医生说：“我只能说，她的皮肤状况是因化疗所引起的，但她母亲坚称，奥黛莉并未接受任何化疗。”为奥黛莉看病的小儿科医生说：“我不知道。我看过她掌中出现十字，血色的十字，你可以说那是血渍，不过十字出现在表皮之下，所以不可能是割伤形成的。我无法解释。医学通常是把圆的东西放进圆洞里，但奥黛莉的症状就像个方型的东西，就是套不进去。”

琳达告诉我，天主教会会派人来访查，他们表示奥黛莉可能真的是圣徒。露比兴致勃勃地告诉我：“我希望她能被封为圣徒。”语气就像啦啦队队员。天主教会最近一次册封圣徒是在1983年。一名3岁女孩吞下一整瓶含氰化物的止痛剂，医师全都束手无策，一名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