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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也许听起来，北京的老百姓，甚至是直隶其他地区的老百姓敲锣打鼓，欢迎李安生到各地视察，只是因为一个原因，李大总统来了有肉吃，有些可笑。

但是，这何尝不是一件无比苦涩的奇谈。

光绪时代，全国各阶级几乎都出现了生活下降的现象。山东小麦种植量第一，一般人却卖小麦购粗粮。

1883年的《北华捷报》这样形容河北地区一般农民的生活：“农民虽然大部分都贫穷，但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人还比较少。只有在荒年，他们经常以野菜为食，甚至连野菜都找不着而成群饿死，正像一八七八年和一八七九年的情况那样。在最好的年头，他们也吃最低级的食物，穿着朴素的衣服。他们的食物几乎完全是同大豆或豆腐渣混合起来的高粱及小米。一块白面馒头便是一种特别的款待。当然更难吃到任何肉食。有一天一位贫农在叙述皇帝豁免田赋的时候说道：‘如果他是皇帝，他将随他高兴地把面条吃一个饱。’对于一个以高粱为主食的农民，毫无节制地吃面条，就是一种理想的生活”。

李安生就任总统的第一天，《北华捷报》便以大标题正版刊登了当年的这篇新闻，并且进行了富有激情的评述。

是啊，对于一个以高粱为主食的农民，毫无节制的吃面条，成为了最大的梦想。

民国前后，关内老百姓的生活也开始有了改善，至少，没有再出现饿死人的现象，部分人也能开始吃的调匀，粗细粮搭配，尤其是去年的一次大丰收之后。

但影响关内百姓民生最为重要的，还是铁路运输。

铁路是影响近代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变量。运输成本的降低可使农民更广泛地与国内、国际市场相结合，为改进民食创造条件。轮船运输在清末就已经对华北沿海的民食产生了改善的作用。

清末北京的粮食供应有部分来自东北，对华北内地粮食压力减轻。李安生刚穿越到东北的那会，大部分地区的民食有所改善，而东北的粮食产量逐年大跨越之后，关内百姓的日子好过了许多。

自去年开始，直隶百姓一般人“午饭必有熟菜，或杂以荤腥，饮必以茶。一村中之茶馆或有两三处，因饮酒者渐多”。

这种现象的发生，正在于交通运输改善所带来的流通与商机的增多，尤其是东北铁路网的完善，以及中东铁路与库张铁路落到民国手中之后。

人民有机会进行多种经营，或加强商品化比重，各地区相互交流，摆脱了清末的缺粮困境。

由于农业生产未发生质的变化，靠运输的带来的改善相对有限，而较为偏僻的地区甚至没有发生变化。“中上之户饭皆粗粝，中下之户则皆搀糠和菜为食，丰年粮尚不足，一遇凶年，恐慌立至，则树叶草根亦以充饥。”

大部分地区的食物改善时间不长，因为人口急剧增长，运输取得的成果迅速被人口增长抵消掉，要是爆发大规模内战，许多地方都要出现大规模的饥荒。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袁世凯也清楚，如今日益改善的民生，万万不能因为内战而破坏掉，要是本来就如此残破，那倒还好，没有人顾的上，可有比较，便有计较，轻易挑起战端的人是要遗臭万年的。

段祺瑞也明白这个道理，他们今日小酌，能有如此丰盛的佳肴，未必不是李安生所赐。

从东北过来的大批肉食，以及价廉物美的烈酒，都成为了京城百姓们的最爱。

两人小酌半晌，从人又端上了主食，居然是甘薯，倒让徐树铮有些意外。

段祺瑞笑了起来，指着甘薯说道：“又铮，从前咱们都盼着能不吃甘薯、高粱这等粗粮，盼着能吃上小麦，面粉。可如今李大总统推广什么？粗细搭配，整日吃小麦的，也得吃些甘薯，这才叫营养。我看，他是替东北推销甘薯吧？”

当初东北为了不让关内因为东北大丰收粮食价格逐步下跌，使得关内百姓因为用小麦换取到的粗粮变少，反而闹起饥荒，于是东北有意识的向关内投放了大量的粗粮。

现在反而要推广甘薯这等粗粮作为日常必不可少的事物，怪不得段祺瑞要拿出来说事。

李安生的这个说法让很多人嗤之以鼻，这细粮才有营养，多吃细粮，才能熬饥。

中国北方在饮食方面长期以来重男轻女，从小农经济角度上讲，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一种生存选择。农业劳动要求男人对农忙时高体力消耗负责，只有将粮食集中供向主要男劳动力，保证他的劳动和健康，才能保证全家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