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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是跨国的诉讼。

王选在原告和日本律师中间充当着沟通的角色。但有时候王选的声音会忽然高起来，情绪激动，脖子上的血管暴出来，眼睛直视对方，语言如爆豆子般地迸出来。

关于诉讼请求，有的日本的诉讼律师劝告王选：“千万不要提钱。”“怎么不能提钱？不是我‘要’赔偿，而是日本政府‘应该’赔！怎么关系都倒过来了？”王选和律师吵，“要提钱，但不仅仅是钱。”

和王选吵架最多的是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郞，他说王选已经和他吵一百回架了。而王选则说一濑敬一郞的“坏脾气”，只有她王选才可以忍受。对于日本人来说，王选这样的女人绝对超出他们对女人的认识范围。在他们的社会里，女人一般是温良恭让的，大声说话是绝对不可思议的。所以一位日本律师说：“王选你早生出来了五十年。”

1995年，以耿谆为代表的十一位花冈惨案的幸存者及死难者家属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起诉。2000年11月双方达成和解，依和解条款，被告鹿岛建设公司一次性拿出5亿日元，设立花冈和平友好基金，用于对986名受难中国劳工的赔偿、慰灵、遗属的自立、护理以及后代的教育。

花冈诉讼的原告代表耿淳老人和日本律师产生了分歧。日本律师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耿淳等原告认为没有道歉和谢罪，5亿日元只是一个慰问金、香火钱，并不是赔偿，并永久地剥夺了花冈受害者再上诉的权利，这是再一次的侮辱。耿淳老人愤而拒领和解慰问金。

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想达到的目的也是不同的。中国人自己的官司，自己要知道要什么。王选决不会让这样的事在细菌战诉讼中发生。这件事对王选是一个警醒，更坚定了她坚持原告自己意愿的主张。

“给我一个位置。”王选对日本人说。直到1996年，王选还不是调查团的正式成员，调查团也只是日本市###动的一个团体，王选只是一名义务的翻译，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发言的全是日本律师，没有中国的原告。“这是中国人的诉讼，应该有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和地位。”

“原告团团长、总代表这个身份是抓权抓来的，我开始抓权。”王选毫不避讳地说，“我是一条红线，只有我能把一粒粒散珠串起来，只有我能把中国的原告拧成一股绳，只有我能代表中国的原告。中国的原告不能108个人有108个想法，必须团结一致。”

1998年1月20日，义乌召开第一次原告工作会议。浙江和湖南的代表第一次在义乌相聚。来自义乌、崇山村、江山、宁波、衢州、常德的21个人聚在一间没有空调没有火盆的小会议室里，外面天寒地冻，屋里激情四溢。王选穿着一件大红的羽绒服，以她特有的热情感染着大家。王选说：“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官司，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崇山村的原告王丽君说：“我们崇山村人就选王选做总代表，她在日本通语言，可以和日本律师经常见面，我们什么事都全权由她做主。”

王选笑着说，大家信任我，那我就做这个总代表吧。

1998年11月第五次开庭一结束，王选就匆匆回到上海，义乌的首届细菌战受难同胞纪念大会在等着她。王选和义乌的王培根商量，各地代表都到了，我们晚上是不是开个原告会？王培根说，我也是这样想，我们有必要成立一个自己的组织，对外也好有个名称。这天晚上，大家决定成立细菌战诉讼原告团，王选当选为团长。王培根为秘书长、陈玉芳为副秘书长。

这是一个不被官方认可的组织。在此后王选曾经申请它能够成为一个被认可的非政府组织（NGO），但是没有得到同意。这却是一个真正的组织，它被180名原告所认可，它代表千千万万的死难者出现在日本的法庭上，它的名声也在国际上渐渐产生影响，并为世界所认可。

与日本律师的合作

土屋公献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律部，1960年获取律师资格。1974年担任第二东京辩护律师协会副会长，曾为阻止国会修改《刑法》做出过贡献。1991年土屋公献先后担任日本辩护律师联合会副会长、会长。1996年土屋公献卸任日本律师协会会长，投入细菌战的诉讼中来，土屋公献以其在日本律师界的影响力使辩护团律师队伍迅速扩大，从1997年8月提起诉状的8位律师，到1998年2月第一次开庭时，已有212名律师参加到这一行列中来。

日本律师的调查取证在王选的帮助和翻译下进行很得顺利。有了王选，日本律师就一步都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