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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们的同情，因为他们年龄相仿，语言相通而且真诚相爱，更何况那是别人的私事，难道仅仅因为和列强通婚就去说三道四吗？而那些动辄拿着马列主义、爱国主义教训别人而自己却坐着洋车喝着洋酒偷偷将不义之才存入瑞士银行，削尖脑袋把自己子女安排到花花世界的干部的虚伪不更令人忿恨吗？�

同寝室的除了郑钱出了国，还有陈飞宇和王大鹏去了北京读研究生，明年就毕业，出国只是时间问题，不过他俩不象代小琪和郑钱那样幸运傍一洋人，他们还面临着出国后令人头痛的生计问题。不久前的一封信中，他们告诉我，目前他俩参加了一个北京闲人办的鸟公司举办的“出国留学人员漱盘子强化训练班”以防不测，他们经过两个月的强化训练，目前已经能够每分钟漱一百五十五个盘子，超过结业达标的每分钟一百二十个整整三十五个，以优异的成绩结业，相信出国以后生计不成问题。�

我又想起许多没有考上大学的中学同学。在蒙城人的眼中看来，没有几个不比我混得好，他们有单位分的宽敞舒适、设施齐全的住房，有不菲的薪水和储蓄，有理所当然的工龄，有不知怎么到手的文凭和随之而来的职称甚至职务。我蓦地觉得对不起寒窗十八年，对不起脑海中的那一万多个英语词汇。�

忽然母校响起了古老的广播体操进行曲——课间操开始了。依旧是那支老掉牙的沙哑的曲子，依旧是那片破烂不堪的操场，依旧是几排摇摇欲坠的红砖楼，依旧是那座颓败的花台，依旧是几簇俗里俗气的芭蕉树。我恍恍惚惚又站在队伍当中，心中酸溜溜地充斥着一种身陷囹囫冲不出去的焦虑感，一种挥之不去不可抗拒的失败感，这两种感觉交替纠缠着我毒蛇一般将我吞噬下去。猛然间我看见了我的恩师张老师，他正费力地爬楼梯，他头发愈加花白，脊背愈加佝偻，脚步愈加蹒跚。他曾把我叫到他家为我高考中榜设宴送行，语重心长异常严肃地对我说：“我对你最抱希望！”想想两年来扭扭曲曲地活着，在各种复杂的微妙的令人厌恶的利害关系中周旋，在那张蜘蛛网中小心翼翼地爬行着，在各种非人的表情中同样展示着我的非人。我看见张老师蹬上最后那一级台阶时一个趔趄，我的心为之一紧，刹时充满一种女人般的凄凉，女人般的盈盈眼泪就簌簌流淌坠落下来。�

难道我的所有追求就在这无聊的损耗中化为泡影？难道我所剩不多的青春就在这个毫无生气的窝棚里一天天流逝殆尽？我想起了古副局长之死，想起了老牛的一生。我觉得自己就象一只苍蝇，在层层将我包围的蜘蛛网中生存，注定不撞上这张网就撞上另一张网，否则就只有不知疲倦的无休无止地原地飞下去……我的疲倦变成了恶心，顿时觉得头重脚轻天旋地转起来，我跌跌撞撞昏天黑地地跑到了洗手间。恶心逼出了我的眼泪，恶心让我的胃猛然抽搐翻江倒海，我在洗手间呕吐完毕，心情轻松了许多，想起昨夜贾卫东和赵卫彪对我的忠告，心中酸楚的滋味渐渐退去，涌起一种莫名的冲动。我坐下来，调整好情绪，提起笔给卫超写了一封信，说不定在南方可以找到我在这里不能得到的东西，再说，我也有两年没有出过远门了。�

小苟照例每天早请示晚汇报，情绪却一次比一次沮丧，整日火烧眉毛坐卧不安的样子。糜局长每次应酬再也少不了瑶姐，在蒙城混了360多天，她比以前更爱打扮了，按小县城的标准，她也算得上时髦了。有一天听老袁说她也报名参加市委党校大专函授班了。据说那里及格率最高。老袁的弟弟在党校大专函授站任教，姚姐找老袁帮过忙。

�“她以为文凭那么好混呀？我都混了这么多年了，她那水平，只配进扫盲班！”小苟说。�

“我弟弟说她基础太差了，建议她先把初中和高中课本补习一下。”老袁干笑着说。�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糜局长亲自驾驶小车了。每次出差，都要把瑶姐带上，省内省外，少多则两三天，多则一两月。渐渐地糜局长穿起了西装——这天然是瑶姐的功劳。不久又成了一个舞迷，我局的那个舞厅以前是从没有荣幸地请来糜局长的，年初糜局长决定重新装修舞厅，引进全套进口音响设备，还搞了最新潮的全封闭KTV包厢，半封闭雅座，立即招来了不少花花绿绿又俗又媚的三陪女。但瑶姐几乎垄断了糜局长的每一支曲子，糜局长乐此不疲，几乎不放过每一支曲子。“101”章光生发灵好象不太奏效，糜局长每一出场，高贵的秃顶四处晃动，令满场生辉，乐队就更卖力地演奏，歌手就更加卖力地唱，主持人就更加肉麻地称赞糜局长舞姿优美，糜局长就更加兴致盎然，腆着啤酒肚满场转，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