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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赐于你一等忠诚伯的爵位。将来你的嫡长子即便于国家无任何功劳,也能继承二等忠诚伯的爵位。”
看到茹常松了口气,朱棣暗自好笑。他转过头,将视线移在宁王朱权身上。
“十七弟,这次靖难之役你所立功劳极大。说说看,你想要什么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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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王被燕王半强迫走上贼船时,燕王曾许诺“事成中分天下”。当然,这种许诺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说过,但兑现的却从来没有一例。宁王朱权是个明白人,知道中分天下绝不可能,中分他的脑袋倒是有可能。
所以,朱权很务实的地说道:“臣弟长期带兵与残元周旋,劳心劳力,早已是累得灯干油尽了,因此想要卸下这个重任。而且,臣弟一直在北方生活,觉得北方风沙太大,气候干旱,因此特别向往江南风景。”
“……臣弟希望皇上能够将我改封在苏州,让我能够在江南修养一下身体。”
对于宁王朱权的想法,朱棣自然清楚——无非是示之以弱,显示自己胸无大志,以便能够保全性命。
史称宁王朱权“带甲八万,举车六千,所属朵颜三卫骑皆骁勇善战”,宁王朱权本人“以善谋称”。所以,仍旧允许“以善谋称”的宁王朱权留在北方“带甲八万,举车六千”,并且率领骁勇善战的朵颜三卫骑兵自然不可能。朱棣绝不相信什么“虎躯一振”就能够散发出无穷无尽的“王八之气”,然后众人皆服。在穿越并附身在燕王身上并且获得燕王的经验和记忆后,一开始还不怎么习惯,但是现在,朱棣的思维方式已经与燕王基本融合了。
如今朱棣绝不会因为宁王朱权有强大的统率能力,就认为应该将他留在大宁作为北方的屏障。相反,朱棣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却是“将朱权留在大宁会不会危及自己的皇位”。
皇位魔力太大,在它面前,别说是兄弟,即便是父子之间也没有绝对的安全可言。如果将宁王朱权留在北方,万一他也和谷王一样发神经,伪称有建文帝秘旨而造反,其破坏力与谷王可不是一个级别的。
原先历史上,永乐皇帝为了解除拥有重兵的诸王对皇位可能构成的威胁,将宁王、谷王、辽王相继内迁,结果形成国都靠近前线,天子坐镇守边的局面。永乐皇帝本人雄心勃勃,长驱远驾,扬威塞外,他活着的时候对于不听话的北方游牧民族只一个字:打!可是他死后,留给后世的却是北部边防退缩的格局。
对于这种情况,朱棣并不担心。永乐皇帝之所以将塞王内迁的同时,还将山西行都司、大宁行都司的诸卫所也内迁,是因为他太过自信,认为控制北方游牧民族很容易——永乐皇帝忽略了一件事:他的后世子孙并没有他那样的雄才大略,况且,朱元璋非常骄傲的军户制度在明朝中后期也遭受了极大的破坏,不仅无法保证军队正常的战斗力,甚至无法提供足够的兵源。
既然知道了永乐皇帝所犯的错误,朱棣自然不会重蹈覆辙。
为了保证皇位稳固,拥有重兵的塞王无论如何都必须内迁——纵观永乐之后的明朝,尽管所有的塞王都内迁、削减护卫且不得干涉地方军权,但仍然时有藩王意图谋逆甚至干脆举兵造反的事情发生。如果保留塞王制度,让他们保留一万九千护卫并且可节制地方军队,用脚趾头都可以想得出:这些手握重兵的塞王们会给国家稳定带来什么样的威胁。
当然,塞王需要内迁,山西行都司、大宁行都司的诸卫所却不必内迁。毕竟明朝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并没有什么武将造反的事情发生。
至于说保持军户的战斗力,朱棣也是有办法的。历史上的永乐皇帝也曾大力发展和完善军事屯田制度,然而朱棣脑对军事屯田制度的改革计划幅度更大,因此,他打算迟些时候再实施对军事屯田制度的改革……待烈士陵园建成之后再说吧。那时,他能够获得军方更多的拥戴,再对军事屯田制度进行大幅度改革时阻力就会小得多。
……
想远了,这时候应该是解决宁王朱权的转封问题,怎么一下子联想到军事屯田制度的改革上去了?难道是因为穿越后找不到有共同语言的人,所以越来越喜欢胡思乱想了?
朱棣自嘲地笑笑,将思路收回到宁王朱权的身上。
历史上,宁王朱权要求封在苏州,永乐皇帝以“苏州在京畿之内不合适”为由没同意。于是宁王朱权又要求封在钱塘,永乐皇帝又以“父亲曾打算将钱塘封给五弟,总觉得不妥当,结果没给。无道的建文把钱塘封给他弟弟,结果不得好死,钱塘不是好地方。建宁、重庆、荆州、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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