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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不造反，关朕什么事呢？”

“炽儿你看，这样处置下来，大明出兵后不仅不会白白消耗大明的财政收入，反而会使朝廷获得一定的好处。若这种模式能够获得成功，后世便永为定例：凡是属国提出帮助请求者，均须付出足够的代价——总之，我大明有维护东亚秩序之义务，但维护秩序时，却必须获得相应的好处。”

朱高炽已经听蒙了。

朱高炽自然不会是什么酸儒，他自然听得出这样做对大明很有利，因此并不反对。但朱的这种观点与儒家思想冲突很大：太现实，太注重利益。所以，一时之间朱高炽却也没办法彻

。朱高炽地脑海里正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但父予回应显然是不行地，结果唯唯诺诺地说了些什么连他自己都不清楚。

“那些战俘给予什么样的户籍？”

听到朱高炽下意识所提出地这个问题，朱棣喃喃自语地陷入了沉思。

是啊，那些战俘虽说将当成苦役使用，其地位与奴隶相仿，但即便是奴隶也同样会生儿育女。既然战俘们将长期在中国生活，为了使之保持相对稳定的情绪，将战俘们带回中国时似乎还应该允许他们地家人跟随。那时，战俘以及他们的后代在中国繁衍生存就是必然而然的事情。

难道说，要给他们专门创造出一个新的户籍，使之世世代代均股苦役，干那些危险性较高的重体力活？

这种做法自然是违反人权地。但朱对于传播发展民主思想没有丝毫兴趣，他只是想让中国更加强大，更具有发展前途。只要能够达成这个目标，别说是让“不听话的小兄弟”吃点苦头，就算是让本国的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朱棣也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但以此认为朱“腹黑”却也未必。朱只是深知一个道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每一分钱里都浸透了工人的鲜血。扩展开来，不仅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如此，任何国家、民族的发展壮大同样需要绝大多数劳动者做出相应的牺牲。

因此，所谓的良心、负罪感并不能影响朱棣的决策。问题是，专门设立这样一个户籍到底行得通吗？

明朝黄册中地户籍，既不是表示人户的贯址，也不是表示人户所从事地职业，而是指人户著于官府册籍上的应役种类。也就是说，如果某人属于灶户，但他完全可以去种田，只要按时向官府缴纳相应的盐就可以；如果某人属于民户，也同样可以去制盐，只要按时缴纳相应的粮食。

若是专门设立这样一个“苦役户”，那么这些战俘以及他们的后人，便得世世代代股苦役，干那些危险性较高地重体力活。他们会不会心生不甘，进而在中原造反起义，给朝廷造成损失呢？

朱棣仔细回忆，深恨自己的历史知识实在太少。

日本地忍者在后世被宣传得很神秘、很厉害，但知道忍者属于贱籍的又有多少？同样为主公服务，武将的地位却远远高于忍者。当然，日本的贱籍自然不仅仅只有忍者。只是朱并不知道，日本的贱籍阶层是否曾因为不满自己所属的户籍而造反起义过。此外，印度除四大等级之外还存在一个贱籍阶层。那个贱籍阶层总是干普通人不愿意干地事，而且深受歧视。可惜朱同样不知道印度的贱籍阶层是否起过义。

中国地贱籍嘛……妓、巫、九姓渔民、_民以及某些世代为官府服役的胥吏等属于贱籍，似乎没有听说贱籍造反地事……想来即便造反过，影响也不大。

管他呢，就这么定了！以九姓渔民为例，虽身属贱籍，可那些人自己却似乎并不在乎。乾隆年间朝廷曾下文准许九姓渔民改业后，其子孙可参加科举考试，也是允许他们脱离贱籍。然而绝大多数九姓渔民对此反应冷淡，依然故我，以至于到同治年间，某位官员要专门向上司请求裁革渔课，并强令他们放弃娼业。那位官员的倡导，好像也只是一厢情愿，此后九姓渔民仍操故业。直到民国年间，浙江各地政府相应采取各种强硬措施，强令九姓渔民登岸陆居，取缔其卖淫业，此后，九渔民才渐渐从钱塘江上消失。由清中叶至民国年间九姓渔民地解放过程来看，并非九姓渔民主动要求脱离贱籍，相反，倒是政府要求他们陆居并同化于普通人之中。

所以说，战俘以及其后裔成为专门的修建水利设施、挖掘运河及修筑道路的苦役，说不定他们干着干着也就习惯了。

于是，朱棣缓缓说道：“朕准备专门设立一个苦役籍，战俘及其子孙后代世代从事苦役。其管理形式嘛……每十户左右设一小甲，每百户左右设一役首。因一些较大工程每次所需劳力不菲，因此苦役籍分散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