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部分(第3/4 页)

讨平柳州、融县诸蛮”而升任广西都指挥使，1394年“讨全州、灌阳诸瑶，斩千四百余人”，翌年“捕擒宜山诸县蛮，斩其伪王及万户以下二千八百余人”，因此晋升至征南将军。他在洪武年间的最大“战绩”是在1395年“移兵征南丹、奉议及都康、向武、富劳、上林、思恩、都亮诸蛮，先后斩获万余级”，这个“战功”使他在1396年晋位都督同知。

按现代医学观念，韩观肯定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他太过嗜杀，而且所杀之人并不拘泥于少数民族，尤其是酒醉之后。有一次，庆远的诸生们去看望他，这本是一种礼节性的访问，他却一口咬定对方是“贼觇我也”，竟全部杀害。而他对待造反者的政策为“得贼必处以极刑。间纵一二，使归告诸蛮，诸蛮胆落。由是境内得安”。也就是说，凡是被他所捕获的少数民族俘虏，除了留下一、两个活口之外全都难逃一死。韩观之所以会将少数活口放回，是为了让幸存者将自己亲眼目睹的残忍杀戮向部落内广为传播，造成心理恐惧感。

后来，韩观“嗜杀”的名声终于传入朱元璋的耳中。朱元璋本人是中国历史上排名远远超过韩观的大杀人狂，但他爱杀大臣（包括大臣的亲戚），不爱杀百姓，因此对韩观的“嗜杀”并不欣赏，于是亲自下旨告诫韩观：“蛮民易叛难服，杀愈多愈不治。卿往镇，务绥怀之，毋专杀戮”。大约是有了这样的命令，之后韩观的屠杀行为大为收敛。

朱棣登基后，先是令韩观练兵江西，节制广东、福建。不久理定诸县叛乱，于是朱棣任命韩观为征南将军，镇广西。

朱棣任命韩观为征南将军，本意并不是欣赏他的嗜杀，而是考虑到韩观的名声在广西苗、瑶、壮等土民当中有着“止幼儿啼哭”的效果，对稳定广西局面能够起很大作用。可惜韩观多半是会意错了，看到新皇登基后很快就启用他为征南将军，喜不自禁。为报圣恩，韩观便再次大开杀戒了。

根据历史记载，有明一朝中央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总体而言还算不错。

北方，不论是边外羁縻卫所的首领军士，还是腹地的鞑官鞑军，大都忠于明朝并为之效力。那些蒙古人对明朝授予的封号官爵十分重视，把它看作是极高的荣誉和统辖本部属的依据。他们将朝廷颁发的玺印诰命辗转相传，世世宝之。直到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蒙古土尔扈特部挣脱俄国的羁绊重归祖国时，仍保有“伊祖所受明永乐八年汉篆敕封玉印一颗”，并将其献给清政府。事实上，不少蒙古部落直到明朝大厦将倾才完全倒向满人。

四川的白杆兵为了保卫中央政权更是尽心尽力。按道理说，努尔哈赤的“七大恨”和四川的“白秆兵”根本就扯不上关系，后金军对辽东等地烧杀抢掠也没碍着远在四川忠州的土兵什么事。然而归化苗人女宣抚司秦良玉以“国家有难，理当挺身而出”为由，派遣兄长秦邦屏率3000“白杆兵”勇赴辽东战场。天启元年三月，秦邦屏和千余“白杆兵”在浑河边上战死，由此获得了“辽左用兵以来第一血战”的褒誉。得到兄长战死的消息后，秦良玉不仅没有胆怯退缩，反而毫不犹豫亲率第二批“白杆兵”3000人再次北上赴援。秦良玉受命镇守山海关时，在她守关期间，后金军未能逾山海关一步。

当然，明朝中央与地方少数民族的关系倒也没有达到如胶似漆的程度。整个明朝期间，少数民族叛乱骚扰的事情不曾断绝。但考虑到封建社会中汉族农民起义造反也屡见不鲜，仅《太祖洪武实录》记载，洪武一朝的农民起义就达一百八十余次之多。因此，地方上少数民族偶尔的叛乱暴动也完全属于正常范畴。

明朝中央对地方少数民族的政策并不严苛——相反，很多时候明朝中央对少数民族比汉人明显更优待一些。只不过，中央的政策再好也需要地方官员来执行。拿西南一带来说，那里太过穷乡僻壤，没有一点儿油水还事多任繁，官员们都不愿意去那些地方上任。朱元璋当政的时候还好，除非有着强烈自杀倾向并且毫不在意家人妻子遭受残酷牵连，否则官员们绝不敢违背那个杀人狂的意志。但明朝中后期，皇帝要么更加尊重官员，要么不理政事将权力交给内阁和太监，结果有些官员为了不去边远地方当官竟然以辞官相威胁。这样一来，许多州县衙门里就没有主管而只有衙役了。吏员求名无望，只能一门心思盯在求利上，因此总是上下其手，无事生非地敲榨苗瑶百姓。苗瑶等少数民族在忍无可忍之时，往往会选择反叛。

朱棣揉揉太阳穴，想了想，缓缓说道：“太祖皇帝曾经告诫过韩观‘蛮民易叛难服，杀愈多愈不治。卿往镇，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