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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柏油马路走到田间小路，从白面书生到普通农民，这是个艰辛的过程，但也是知识青年与工农结合的必经之路。我也谈了理想、目标、奋斗等，都是一些慷慨激昂的话。

那些年轻人坐在地上，仰着头听我说话，脸上的表情是那么的虔诚，他们被打动了。　在讲话结束后，我又带着他们参观了我们知青的生活环境和生产队的田地。最后，在送他们上路时，我又特意带着他们经过了村前山上的整片杉树林，那是我们到麾石村那一年亲手栽下的。那时种下的杉树苗，已长成一人多高的小树了，绿油油的很喜人。

是啊，这已是我在农村的第七个年头了，可还是前途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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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受挫折的大学梦

我的目标是上大学，但却一直无法实现梦想，因为政治条件不过硬。在前两次招生时，我被推荐上去，却在政治审查时刷下来了。在那个年代里，所谓政治条件，主要指家庭出身，即父母亲的政治面貌。　我父亲是教师。那时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那虽不是“红五类”，但也不是最坏的“黑五类”。但我家还有“海外关系”，我大伯住在香港。因为是境外的亲戚，国内的人事部门就无法调查证实，那就具有可疑性，所以是“政治污点”。我大伯任香港国华银行副总经理，那是中国驻外机构，他算起来也是中国驻外机构的雇员，这应不同于一般的海外关系呀？我多次申诉，但从没有得到过正面的答复。　这在今天听起来，也许是荒唐的。可那个年代，政治决定一切，也直接影响到个人前途。我出身不好，为了改变命运，就要加入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只要我是党员，在政治上也就及格了。可正因为出身不好的“政治污点”，我入党也就更不容易，就要有更好的表现。　我想入党，就要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大队的谢书记是个忠厚人，对我们上海知青一直很照顾，他也很支持我。入党的程序是先填写入党申请书，由大队党支部讨论通过后，再上报公社，只有当公社党委批准后才算正式入党。　那天，我与谢书记约了，晚上去见他——他极其关心我的入党进程，希望我的申请能尽早被大队通过。他邀我去他家吃晚饭。我就给他的小孩带去了一袋上海的大白兔奶糖，这在农村也是个稀罕物。　吃了饭后，我们就聊起天来。书记说了一些鼓励的话，他肯定了我的表现，说我有良好的群众基础，麾石村的人们对我反映很好，有口皆碑。　后来，他拿出了一个牛皮纸袋，递给了我。我看了才知道那是我的个人档案袋。那是对个人保密的材料，这也体现了他对我的信任。　在中国，每人都有个人档案袋，与他生命同时存在，终身保存。这一档案由单位的人事部门管理，当此人调到另一单位，也跟着转过去。里面记录着人生主要经历，社会关系，政治身份，也记录着在历次重大政治运动中的评定。在那个年代，这个档案袋的重要性不亚于肉体生命，也记录了很多的冤假错案——上海知青的档案是由公社党委保存的，但大队党支部为讨论我的入党申请，就从公社借来了我的档案，但我那时并不知道。　我拿着我的档案袋，双手微微颤抖。这东西极其神秘，尽管我从未见过，却一直在主宰着我的命运。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档案袋，取出里面的材料翻阅起来……　其实，我的档案简单，因为我很年轻，又是在共和国成立后出生的。我个人材料包括小学、中学的学习纪录和成绩单，父、母、弟、姐、妹的社会关系等。而我急切地寻找父母的政治情况部分，父亲的政治结论一栏寥寥几句，是用黑色的墨水写的：

父亲刘□，一九四八年从台湾返回，有敌特嫌疑，有海外关系，他兄长刘□，现住香港，据其自称是在我政府驻外银行机构工作。

那真是触目惊心啊！我当时的感觉，犹如当头一棒，眼前只冒金星，只觉得天昏地暗，那是一种突如其来的震惊，是我从未感受过的——那一瞬间，我却想到，我小学作文中曾用过这样的形容词（奇怪，我居然还会有这种念头，而且至今仍然记得），不过那是抄袭来的。因为没有亲身的体验，就以为那种描写是艺术夸张。可在那一刻，我明白了，过去之所以没有体验，只是因为尚未真正到达伤心处。　谢书记也许注意到我极度惊恐的表情，安慰我，说不要紧，我的表现是所有群众肯定的。他这么说，也许为宽我的心，也许因为他文化程度低，没有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可我很清楚，“敌特嫌疑”是个没有结论的结论呀，这才是最可怕的。有这样的一个政治鉴定，我是没有前途了。　在那惊骇之余，一下子，我似乎什么都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家庭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