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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东方的转型之旅必然充满坎坷。内部无法解决，大伙儿想到了借助外力，新东方先后聘请了两家咨询公司进驻新东方，一家国内公司，一家国外公司，都花了大价钱。但是饶是这些专业的咨询人士舌粲莲花，他们也没能说服新东方的这些自命不凡的天才们，这些天才用孔子怎么说，亚历士多德怎么说，将他们驳得哑口无言，明知那是狡辩，却无从翻盘。所以，新东方股权改制的艰难并不在于结构如何改，而是如何将股东们的心态转变过来，说得简单一些，就是结构不复杂，人心才最复杂。两次借助外力的尝试均以失败而告终。

借助外力完成改造的道路走不通，只能依靠内部力量。而这个过程注定是漫长而又充满艰辛的。　。。

告别“草莽英雄”时代（2）

公司改造没有完成，就意味着新东方的“草莽气”仍然没有改掉，投资商当然不敢轻易投资新东方，也就是说，“上市”运作遥遥无期。对于众位股东来说，远期利益（上市）看不到了，眼前利益（分红）没着落，而公司财务权、人事权都牢牢掌握在俞敏洪手里，当然让他们心里更加不踏实。最终导致了“逼宫”事件的发生。

先是以徐小平为首的股东以多数票选王强担任集团的CEO，成立了“CEO联席会议”，会议将俞敏洪排除在外，以达到制衡俞敏洪、防止他过多介入集团事务的目的。这一举动多少带有些书生意气，因为新东方由俞敏洪一手创办，内中哪个管理细节他不熟悉，如今让素有“书痴”之名的王强接替他的位置，不会也不可能胜任这一工作。果然，“CEO联席会议”，开了几次会讨论制定决策和执行的问题，均一一流产，最终，会议成员不得不承认，在他们所有人中，没有谁比俞敏洪更适合担任新东方这艘大船的掌舵者。

2001年，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状告新东方，事态紧急，俞敏洪重新当回新东方的CEO，新东方重新回到了正常的运作轨道。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2001年8月28日，王强在董事会上提交辞呈，紧接着，徐小平表示支持王强，也要辞职，如果“东方马车”三去二，新东方还成其为新东方吗？更祸不单行的是，王强和徐小平提出辞职引起了一系列反应，一些股东惴惴不安，打算出售手中股份离开新东方。

这是一步“将军”的棋路，徐小平提出要求：俞敏洪到国外去读书。言外之意，你俞敏洪身上还有很浓郁的“农民气息”，你还受你那太上老君的老妈控制，所以你还是一个“农民”，还不能引导新东方走上真正的现代企业的道路，所以必须继续修炼。

徐小平等人其实小瞧了俞敏洪。在这段互相扯皮、争吵不休的时间里，俞敏洪整个人瘦了一圈。俞敏洪有一个习惯，压力一大，就会拉肚子，拉得人都脱形了。但是即便这样，他仍然能做到在这个非常时刻，下狠劲攻读了几十本企业经营管理的书，到处请教专家学者，为的是找到一条打破僵局的好办法。这个办法，还真给俞敏洪找到了，那就是“打碎一切，从头再来”。他迅速建立起一套新的薪酬体系和组织结构，正式将新东方上海分校和广州分校等收归“中央”。在想明白了股东们的顾虑后，俞敏洪确立了期权制度，并通过了年底分红的“股东协议”，解开了小股东的心头疙瘩，稳定了军心，最关键的一着棋，就是用真诚留住了王强，而后，在权衡再三后，向徐小平宣战。

俞敏洪要求股东在他和徐小平之间做出选择，是选他作为合作伙伴，还是选择徐小平。这是一道简单至极的选择题，却也是最沉重的选择题，不管后果如何，都将意味着新东方告别从前那段快意恩仇、把酒高歌的岁月，从此正式踏上现代企业的运作轨道，至少是向现代企业运作思想靠拢。这也将意味着，原先那种俞敏洪极为看重的“人情＋利益”的管理方式虽然表面上并没有改变，但两者之间的比重已经发生了对换。

“利益”在重要时刻体现出它至关重要的作用。股东们包括当时的第二大股东王强，最终都选择了俞敏洪，他们牺牲掉了徐小平。俞敏洪松了一口气，然而在他的内心里，却感到一股感伤和惆怅。

人民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王明夫曾用“泣血”二字形容新东方的转型之艰难。因为走到这一步，无论是对于注重情义的俞敏洪还是诸位关系不错的股东来说，都饱受情感上的煎熬。俞敏洪在这个艰难过程中感受最深刻的是：

随着企业的发展，利益和权力的重新分配，一定会引起争斗，中国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都是利益和权力的重新分配，所以新东方转型过程中也会出现争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