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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身是汗，穿着很不舒服。可我还是不断地跟他缠磨不休。当我们又一次站在他手下一名中弹后痛苦地扭动着身子的士兵身旁时，我终于说服他让尖兵班穿上防弹背心。

我们出来快两个月了，我见过自己的部下受伤，见过他们死亡，可是还没有见过敌人的面。每次交火后，我们都朝枪弹射来的方向追击越共，对着看不见的敌人猛打一通。有时发现血迹，我会尽职尽责地写进笔记本里，“越共伤亡未经证实”。一天，我们又遭伏击后，我感到很生气，因为南越士兵站在原地动也不动。我所说的本宁综合征出现了。不要光站在那儿，赶紧动啊！我回头喊了一声“跟我来！”便循着一条血迹冲进丛林。突然间，我意识到往前冲的只有我一个，根本没人响应。

“上尉，回来！”士兵们喊道。要是把他的美国顾问丢了，可能会成为武公孝的奇耻大辱。士兵们提醒我说，我跟踪的也许是猪血留下的痕迹，是越共耍的花招。我折返回来，但一想到遭伏击，一想到天天有人被幽灵般的敌人杀死，就叫人恼火得受不了。他们打了就跑，跑完又打，似乎可以不受惩罚。他们从来也不正面对抗，从来不给我们还击的机会。我常常怀疑我的做法是否有效。当地的农民不是同情越共，就是害怕他们而不敢告发，我们怎样同混杂在这样的农民中的敌人作战呢？我们以什么来衡量胜利呢？这里没有前线，没有土地的得与失，只有沿着羊肠小路的艰难跋涉，无穷无尽的流血的跋涉。

3月18日，雨暂时停下来，天也放晴了。我们走了不到一个小时，敌人突然开起火来。我听到纵队前头有还击的枪声。和往常一样，枪声又是戛然而止。不过这次没听到我方伤亡人员的惨叫和呻吟，反而有高兴的笑声。几名南越士兵走过来，示意我到前面去，纵队前头站着一名神经质地格格笑的列兵。他穿着一件防弹背心，背上击进去一个坑，一粒被挤扁了的子弹头还在厚厚的尼龙层里嵌着呢。从他说的几个英语词里，我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是尖兵，给队伍开路的。射击开始时，他站起来回身向班里其他人示意敌人的位置。正在此时，他背上中了一弹。要不是防弹背心，几乎可以肯定他会被打死。我把子弹抠出来给那个越南兵看。他用手摆弄着那颗子弹头，惊喜不已。他们对我的信任又回升了，我成了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这时唯一的问题反倒是，下次投送补给品时我无法弄到那么多的防弹背心，让所有想要的人都能得到一件。

接近3月底时我们的任务有所变化。我们要到一个叫小良的地方去建一处新基地。小良在阿寿山谷东南角一座小山上，俯瞰着几条河流的交汇处。我让人空运进一条链锯，这可让越南人开了眼，他们以前从没见过这玩意儿。在此之前，他们伐树一直是用斧子或炸药。一天，营房盖起来后，我不断听到奇怪的砰、砰、砰步枪射击声。循声走近前去，我看到两个南越士兵正在不慌不忙地给M…I卡宾枪一弹夹一弹夹地装子弹，装完再把一弹夹一弹夹的子弹射进一棵树里。他们在干什么呢？我上前询问，他们解释说，炸药太宝贵了，他们想把树射倒。这种时刻是最能考验顾问的外交技巧的。如按美军的习惯直截了当地训斥他们一顿，就会产生相反的结果。我找了一个适当时机，向武上尉提及枪弹每发价值8美分。他稍加思考后眼睛一亮，接着发表了一个意见说，树应当伐倒，而不是用枪射倒，以后部队不许这么浪费子弹。我当即表示赞同。有句格言说，假如你不在乎功劳记在谁头上，你将取得无穷的成就。我一直很喜欢这句格言。

一天，补给直升机运送给养时，同时送来一名体格健壮的金发炮兵军官，阿尔顿·J·希克中尉。希克的到来是件喜事，因为他将担任营助理顾问，而且在这个孤单的世界里也添了一个可以聊天的美国人。他话不多，谨言慎行，但却是个地道的军人，踏实而可靠。

南越军队在小良构筑工事时，顺便用椰木为武上尉、希克、阿特伍德中士和我盖了一个舒适的掩体。阿特伍德中士替换了辛克上士。到这时，我已和武上尉相处甚佳。他一断定我不是那种自以为无所不晓的美国人，便和我亲近起来。我的越语虽然有限，他的英语却能达到和人聊天的程度。我们从未谈到过有关战争的政治见解。我们谈论各自的家庭。武上尉给我看他妻子和5个孩子的照片，不一会儿我就了解了他对各个小孩的打算。武上尉对美国甚为好奇。当我给他解释州际公路系统和快餐业这些奇迹般的事情时，他总是惊呼：“真的吗？真的吗？”渐渐地，我把他看成了好朋友，我敢肯定他也是这样对我的。我已跨越了文化上的分界线，我已不再是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