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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张王牌。看我终于到了，他长出一口气，恶狠狠地骂我一句什么，然后推着我进教室，亲手把卷子给我拿过来，“你行，好好答，看清楚，别糊涂！”在这之前，他就一直鼓励我，说我是最有希望入选的几个尖子，只要沉着冷静，就能答出好的成绩。当初觉得他小题大做，虚张声势，但现在想起来，那就像教练在赛前照顾自己的运动员，怎么当时就不懂老师的苦心呢，确实是不懂事。我就是那么轻松地获得高考资格的。

高考前报志愿，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并准备后面的志愿都报各个等级的大学中文系，认为上了那个系就能当作家了。但韩老师苦口婆心地劝我差开科别报，万一中文系考不上还有别的专业录取我。我还觉得他是低估我的能力。他教了一辈子俄语，特别希望我第二志愿报个外语专业，我不从，他就生气，连骂带哄，我总算第二志愿报了外语专业。后来事实证明，那年中文系是文科里的最大热门，最难考，多数中文系的考生都进了历史和哲学等别的专业，我进了外语专业，是这个志愿挽救了我，成就了一个差强人意的翻译家。外语专业起步阶段是念书而不是读书，比的是鹦鹉学舌的本事。人年轻自然书就“念”得好，因此让我有了信心。而如果我有幸进了中文系，以我17岁高中在校生的水平和那些长我十来岁的饱读诗书的同班师哥师姐比，我会彻底崩溃。

两个月后高考那几天风雪大作，简直是冰天雪地。我每天趟着雪赶到考场去考试，一路上几次差点滑倒。我们穿着棉裤棉袄，戴着棉帽子，教室里生着火，但依然冻得手发僵。我很幸运，我是在母校保定三中的考场考试，我的座位正好是我初中二年级时坐过的那个座位，加上我对高考并不热心，答题时我很放松，轻而易举就考上了。

但因为我上的大学不是一流大学，专业也不是我要考的中文系和俄语系，而是英语专业，我要从头学英文，所以我是闷闷不乐地进了大学的，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后来才知道30年前那个历史性的冬季，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570万人过独木桥的壮观场景，并世无俦！但26　：1的残酷淘汰率仅让20万人上了大学，让550万人积压了十年的大学梦化为乌有。那是民族的盛会，亦是百万人和他们的亲人精神的滑铁卢。可我就那么轻松懵懂地走过来了，根本不懂恢复高考的“重大意义”。我只是高中升大学而已，和那些蹉跎了很多年的师哥师姐们心情完全不同：他们在农村和工厂干了很多年，有的都是孩子的父母了，那次如果上不了大学，就永远埋没在社会最低层了。而我才17岁，还有很多机会，还可以考几次大学。我身后没坎坷，没有什么阴影，我纯粹是来上大学的，很在意上的是什么样的大学，学校风景美不美，学校里名教授有多少。因此我上了大学，反倒不开心。这心情在当年被大家视为身在福中不知福，甚至是有毛病。幸福的人就在于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幸福。

没有冬玫瑰的1977年（3）

上了大学后，我才真正感到自己知识的贫乏。原来我们整天忙着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到部队学军，接触社会本是好事，可就是没有学什么知识，甚至鄙视知识，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五年中学下来，据说知识水平只相当于“*”前的初中生。我这个优等生充其量是“*”前初三的中等生。而大学里使用的教材不过是“*”前的旧教材。英语专业的课本还是苏联专家审定的那些。文学课的任务是补读“*”十年被禁止的那些“古典资产阶级文学”名着，从莎士比亚、狄更斯、杰克·伦敦的小说和彭斯的诗歌甚至安徒生的童话英文本念起。等于过去的十年我们没有进步，知识断层很是严重。所以我必须心无旁骛，埋头苦学，紧赶慢追，在教材之外多补一些更新的知识，争取毕业时上研究生。这个时候我狂热地爱上了外国文学，准备以后成为一个学者和翻译家。

而七七级里多数人因为年龄的关系，上大学除了补充知识外，他们更关心的是毕业后在社会上站稳脚跟，获得自己的地位，当官，做社会的主流，因此最现实的是找好的工作单位、分配在好的城市。因此他们在校时就热衷于社会活动，为自己毕业后的仕途打基础。可能是年龄上的差距，让我与那个“成人”世界拉开了距离，他们所热心的都非我的关切，所以我基本上是游离于整个七七级大环境的少数“小孩”之一，仅仅热衷学问。估计那时我的形象倒像《青春之歌》里沉迷于故纸堆的那个余永则。也许我本来也是有从事社会活动的热情，但在这些大龄生面前自惭形秽，所以根本就退避三舍，只读书考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