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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我的知青岁月

王道君

作者简介：王道君，女，1968年插队，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9月至1968年12月，北京女四中初中学生；1968年12月赴山西省蒲县插队；1976年12月至1978年8月，山西大学政治系工农兵学员；1978年9月考入山西大学哲学系；1981年11月研究生毕业后，在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任教，直至2008年12月退休。

在那八年中，我除了学会了做春耕夏锄秋收的所有农活之外，也读了不少能找到的各种书籍，包括政治理论书和医书。《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当时都通读过，逐渐形成了比较唯物辩证的世界观，能够比较清楚地识别当年报刊上那些极左言论的错误，内心深处时时期盼着这世界早一点发生变化。

1975年，上面要求批判“右倾翻案风”，当时我刚担任生产队党支部书记不久，对下发文件的内容不以为然，就没有组织社员批判大会。公社领导检查工作时问为什么，我回答“文件要求批的内容，我看没什么错可批。”一时大家都没有说话，事后也没有人来追究。直至30年后，我旧地重游，老领导们提起此事才对我说：“当时可把我们吓坏了，生怕人会抓你的小辫子整你。”还好，我碰到的领导和乡亲都是有正义感又实事求是的人。没有他们的关爱，一定没有我的今天。

该如何看待那场曾席卷中国大陆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40年了，当年的知青都已年近花甲。曾经作为知青的我们，在那青春岁月收获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就整个民族而言，付出了什么？得到了什么？那是一段值得记忆的光荣历史，还是一段教训深刻的岁月？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反思。

王蒙说过：“我们都是历史的人。说得好听点，历史给了我们目标、动力，成就了我们也充实锻炼了我们。说的怨毒一点，我们都被历史所劫持”。回首那个时代，无悔也好，有悔也罢，我们都被历史“劫持”着走过一段难忘的人生旅程。作为普通个人，你能做的只是在那特殊年代尽力不违背良心做事，尽力有所作为，尽力使自己的一生过得真实、活得心地坦荡。这一点，我做到了。这要感谢父母自幼给予我的言传身教，以及“*”前我受到的八年正规教育给了我一生立足的坚实基础；还要感谢那八年农村艰苦岁月的磨炼，让我能坦然面对人生的种种艰难与挫折，永不沉迷。

一 为了生存，破坏生态

有人讲，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纪念不应年年都无休止地停留在旧事回忆和劳动收获的层面上。的确，40年中这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那十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应该有更深层的反思。让我们立足今天，换个角度来看看那蹉跎岁月里我们做了些什么。

我插队的那个小山村，只有十几户人家，人口不多。当地没有水源，直到我离开那里也没通电。社员们农闲时饮用水要每天到14里路外的山下小泉眼去挑；农忙或日常洗涮用水就全靠旱井……在雨季中收集存放雨水的水窖。若是头一年天旱，井里收不到水那就惨了，吃水全靠下山去挑，往返一次，需要两三个小时。若旱井里有水，农忙时，人们就近取旱井的水，加白矾滤清后饮用。今天，人们都知道吃白矾多了会导致老年痴呆，连炸油饼都不敢多吃。可40年前，那里没人懂，或者说懂也没办法，因为劳动太累，没精力下山去担泉水喝。我们成年累月喝的都是加了大量白矾的雨水（也许正是这个原因造成我很早就脑子不好用了）。当地男社员几乎只是在剃头的时候，才洗一次脸，一辈子只在出生时洗过一次澡。就是这样生存条件的小村庄，一下子接收了我们21名来自北京的知识青年，吃住饮水都成了大问题。刚到时，我们被临时安排在三四里路外的公社所在地借住。　。。

回首我的知青岁月（2）

按政策，知青第一年由国家供应口粮，第二年由国家补足当地口粮分配不足500斤的差额，第三年起要和当地农民一样，完全靠生产劳动自己养活自己。生产队腾出了牲口棚，用土坯麦秸垒起了土炕，先安排知识青年住下。由于知青们不会烧热炕，干脆就睡在又凉又湿的土炕上，以至于开春时炕上竟然长了出了一撮撮寸把长的麦苗。那真叫“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十七八岁的孩子累一天，总是倒头就睡，哪里懂得睡这样的凉炕会伤害身体，日后会落下腰痛病？

春节刚过，队委会组织全体社员与知青们一起讨论1969年的生产安排。当时社员们还保有少量的自留地，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