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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在考分上难以占到优势，而在年龄上又处于明显的劣势。他们以“*”多年来所形成的思维习惯断定：国家容许30岁的老高中生们参加高考，只不过是拿我们这些人作陪衬罢了，因而连呼上当，有种被愚弄的感觉，说下次再不会受骗了。他们嘴上这么说，其实心里仍暗含着希望，又害怕因过高的期望值而伤害了自己。但他们没有想到：1977年按照初中文化标准命题的高考试卷，竟然有98％的理工类考生不及格。春节一过，各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陆续到达，厂宣传科成为众目所瞩之地，每天都从那里传出喜讯，人们奔走相告，消息顷刻间传遍全厂。在这种氛围中，尚未接到录取通知书的人都在暗想：下一个会轮到我吗？那些老高中生们都如愿以偿，打点行装上路了，尽管被录取的院校和专业并不尽人意，但他们对这来之不易的机遇还是非常高兴的。只有呼声很高、考分也很高的几个人杳无音信，原因不明，因为当时还有政治审查这一关。有一个分数很高的“老高三”考生因不甘心而去查询，居然连高考档案都找不到了。可见第一次由各省单独命题的高考，组织工作还不够严密。在全厂通过了分数线的30多位考生而最终未被录取的4个人中，不幸也有本人，虽然深感沮丧，也只好认命了。众多同道金榜题名，极大地鼓舞了当初持观望态度而未参加高考的人们：种种疑虑基本消除，更多的人跃跃欲试，摩拳擦掌准备一搏。我经过了一番调整，也逐渐从沮丧失落的心绪中走了出来，重整旗鼓准备再战。当时我在厂财务科做出纳工作，每个月都给那些工龄满五年以上而进了大学的人寄发当月工资。在汇款单上填写那些熟悉的名字时我曾想：哪一天有谁也会给我往高校寄工资呢？第二次参加高考，是1978年的7月。在湖北难耐的酷暑中，我们常常蹲在椅子上看书，因为裤衩总被汗水浸湿，椅面上常常是湿淋淋的一片，与裤子粘在一起，胳臂与桌面之间也常常要垫块湿毛巾。第二次参加高考，我的成绩仍然是差强人意，最终被中南地区的一所师范大学历史系录取。懵懵懂懂地去安陆县城派出所迁户口的时候，我想起10年前从北京将户口迁往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的情景，终于意识到人生命运的再一次转折。这一次全厂又有50多人被各高校录取。当我乘上火车去学校报到，看到车厢里三三两两、兴高采烈的大学新生们，真有一种如同梦幻般的感觉。因为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在“*”中是不可能上大学的。1977年底全国共有570万人、1978年7月有618万人参加了高考，这两届共录取了万考生，入学率仅为％。1977年、1978年、1979年这三年全国高校共招生88万余人，1980年以后才全面恢复了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大学生的高考制度。恢复高考培养和准备了一支坚决拥护改革开放并身体力行的骨干队伍，我们有幸最先站到了中华民族再次奋起腾飞的起跑点，最早嗅到了公正、透明的新鲜空气。更多的同龄人却在残酷的竞争中被无情地淘汰，只能在今后的岁月里通过成人教育的途径来完成自己的学业。

回忆与思考（7）

在紧张的备考之余，我几次听过一首为粉碎“四人帮”而创作的管弦乐曲《北京喜讯到边寨》。以后每次再听到这首乐曲，就使我想起了难忘的高考。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有机会靠自己的能力去努力改变和把握人生命运的一搏。

1998年10月31日

第三部分 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回顾与反思

一 世界城市化进程中的相反道路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都伴随着城市化，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众多中小城镇在乡村中建立起来。在如今的美国，农民只占全国人口的2％…3％，由于采用高新技术的农牧场创造了很高的劳动生产率，再加上政府的高额补贴，工业反哺农业，少数美国农民生产的农产品不仅供应本国人民有余，还可以大量出口。而在我国，随着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原本可以通过发展个体经济、私人经济、小集体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来拓宽的就业渠道被堵死，致使城镇青年的就业门路越来越窄。1952年城镇个体劳动者人数有883万人，到1978年减少到仅仅15万人　，政府几乎找不到缓解就业压力的有效途径。同时，“一五”时期的城镇就业政策，伴随着“三大改造”的进程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对劳动力实行统包统配，造成了待业人员对国家的依赖。实际上，国家既统不了也包不起，许多人只好消极地等待就业，而许多行业又有待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