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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上大学的道理。面对接踵而来的入党、上大学的挫折，我审视了自己的所有作为。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社会不会抛弃一个努力为社会做贡献的人。但是，生活还要继续，我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自己在努力调整心态的同时，想起了一句名言“别人能够剥夺你的任何权力，却无法剥夺你学习的权力”，想到司马迁受“宫刑”，写“史记”，高尔基、华罗庚、爱迪生都没有上过大学，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了社会的承认。我为什么不能走和他们一样的路呢？于是，从村里一个大学物理系肄业的中学老师那里借来了大学一年级的数理化教科书，开始自学。

难忘的岁月（4）

1973年春末，我在全县知青中第一个被任命为大队革委会副主任，负责科学种田。自己身体力行地和大队干部、群众一起，按照科学规律种田，使6400亩小麦平均亩产，从历史最高的264斤，到1975年的412斤，超过了农业纲要要求的400斤的指标。农民的口粮也从280斤升到了350斤。在这期间，自己被评为公社的优秀大队干部，还学到了不少知识。而老支书说的“共产党的事情是为了老百姓，谁能够为老百姓干好，谁就来干，不要去争。现在我们来干，就一定要干好，不要让群众把我们后背戳个大窟窿。”让我记忆犹新。当年的6月1日我被公社党委批准入党。

1975年6月，我被招工到太原铁路分局当工人，很快被抽到段政工室，不久又被借调到分局宣传部。当时全国铁路系统都在铁道部长万里领导下，按照中央制定的《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整顿各项工作。因为我经常在宣传、贯彻这个决定的文章中“引经据典”，引起了宣传部长的注意。一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什么时候学了这么多马列着作？”我如实进行了回答。他沉思了一下说：“很多知青插队后都很消沉，你是自己上了一趟党校啊！”

1976年，当“四人帮”掀起“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时，我以各种方式进行了抵制。“四人帮”垮台后，我“以工代干”，被党委任命为团委书记。承担起了对团员、青年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工作。因为工作成绩显着，我们团委被评为优秀团委，我个人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77年夏，关于大学招生的消息满天飞。共同点是：必须通过文化课考试；不同点是，招生的年龄限制是25…30岁。一次回家，父亲对我说：“总参的同志告诉我，这次大学招生的年龄放宽到30岁，是小平同志决定的。你要抓紧准备。”当时团委工作特别忙，我就没往心里去。隔了一周我回家，父亲发现我在火车上还看小说时，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看到父亲发这么大火，知道消息是确切的。回单位后，我开始抽空看高中教科书和复习笔记。果然，1977年的大学招生简章，允许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但是，对在职职工，需要单位开证明同意。开始党委书记不同意我报考大学，对我说：“你何必凑热闹去考，以后保送你上党校，不也一样吗？”由于我不死心，老找他，一次他急了，对我说：“小葛啊，小葛，你就不明白你是党委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怎么就一门心思地要考大学呢？”在我的反复要求下，他才勉强同意。但是，只给了我一周时间复习。

高考前一周，每天除了到食堂吃饭，就是看书复习，直到深夜。因为当时在搞政治工作，经常写材料，研究党的政策，所以决定不复习语文和政治，只复习数理化。真要感谢我的高中老师们把课讲得那么清楚，使我在看书时能够回忆起老师讲课的情景和他们对重点内容的解释。

第四天早上，党委书记来电话：“小葛，有一个专案的结案材料，报送了两次都被退回来了，我看还是要你来写。”案卷很快送来了。因为插队时曾在县里公检法帮助整理案卷写过类似的材料，到晚上十点多就写完了。这次，结案报告通过了。

高考第一天，上午考数学，下午考语文；第二天，上午考政治，下午考理化。我白天考试，晚上继续复习。因为太疲劳，第二天中午一觉醒来，距2点的考试时间只有10分钟了。我骑上自行车，拼命往考场赶，进入考场时是2点15分。监考老师说：“你再晚来5分钟，就要被取消考试资格了。”那年的物理、化学放在一起考，难度不大，我很快答完了。检查了两遍，没发现什么错误，就第一个交了卷。监考老师说：“你最后一个进来，第一个交卷，有把握吗？”我说：“化学只考到高二，物理只考到高三上半学期，不太难。”

难忘的岁月（5）

1977年底，公布了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