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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巫祠供养，一旦这种关系中断，巫祠立即解体。政权不是这样，政权在它的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具有组织社会的能力。它能够支配一个群体产生统一的行为，生产的行为和其它的行为。

政权，特别是氏族政权是消耗积累的主要形式，氏族政权能够将积累集中起来，加以支配（消耗）。这也是氏族政权与巫祠的重要区别。积累的集中，在今天以税收为主要形式，在皇帝时代以地租为主要形式，在氏族政权时代，地租和税收都不能实行，氏族政权对积累的集中表现为对依附劳动的组织和对依附氏族的征贡。

对于氏族政权的起源不见有书讨论，这个问题对于认识古中华社会十分重要，实际上，氏族政权紧紧地与社会的生产相联系。政权的强弱兴衰由生产所产生的积累决定，而不是其它。这一点与后来的政权不同。

人工的生产大约从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已经确立，不同的地区有先后，这由食物的来源决定。食物来源较充分的地区（氏族），人工的生产要晚，人口稠密的地区要早。氏族人不懂得生产致富的道理，只有饥饿的逼迫才是生产的开始。这个时期的生产组织者或者叫做生产氏族的首领自然谈不上政权。说原始社会共同劳动，共同分配，大约指的是这个时期。这是个极其艰苦的时期，一定不是如今天这样的农业技术，如今天这样的生猪饲养场。在初期的千年的时间里，在对人工生产的摸索中，又不知有多少人饿死才换来了生产的能力。

关于具体的生产方法，是畜养？是田牧？是种植？今天都无法知道。到了我们知道的稻菽，游牧已经是二千年后的成熟的生产技术。历史上的社会生产如文字的书写，从骨刻，木简到纸。如陶器的制作，从万年前的陶器到仰韶时代。如纺织的发明，医药的发明等等，无不走过了艰难的路程。

在人工生产的过程中，生产的组织显示了优势的能力，氏族人的智力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组织意识。社会前的动物人已经是稳定的群，又经过了几千年的社会生活，生产组织的建设不是困难的事情。生产的组织还不是政权。它还没有超出生产的范围。从生产的组织到社会的组织关键的环节在于“依附”的出现。先是依附的人口，后是依附的始族，依附为生产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劳动力。依附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开始具有了社会权力的性质。以生产为目的的氏族联合出现了，这便是政权的开始。

说政权起源于对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是同以巫祠为特征的社会中心相对而言。演义曾以为政权从巫祠转化出来，在对历史的考察中没有发现证据。中华人没有走宗教政权的道路。中华社会沿着自己的道路走过来。从生产发展社会的特点使得早期的中华史走上了世界民族的前列。中华人还是在木石工具的低下的能力开始了社会政权的建设。从生产发展社会的特点使得中华史没有经历奴隶社会的阶段，以依附劳动的形式走向土地生产。从商到周，一直到战国，二千多年的时间里，有氏族战争，没有奴隶战争。依附的生产关系，古中华人创造（选择）的社会形态形成了稳定的社会秩序。这稳定的社会秩序被春秋时代的百家学者加以总结和赞颂，形成了中华人的民族意识。

氏族政权的社会基本的结构是氏族，在一个氏族的内部，无论氏族的首领有多么大的权力，有多么崇高的威信，氏族所在的地区土地，山林，水流，墓地等等为氏族所有。氏族的首领无权占有。这些都是氏族的财产，氏族的成员都有使用权，别氏族人则不行。这种氏族所有的习俗维系了氏族的稳定。春秋人认识到氏族的特点，描述为井田制。氏族结构深刻地影响了（形成了）社会的思想。春秋时的“仁爱”可以说是植根于氏族结构。儒，墨，道三派在对政权的态度不同，在仁爱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儒家提出了仁人爱人，墨家提出了兼爱，道家更是对氏族关系加以美化。由氏族结构产生的社会思想深刻地影响到后世，直到今天，中华人的伦理道德，社会观区别于世界民族的特点也是很明显的。氏族结构延续到春秋末。秦商鞅变法有几条条文就是为了消除氏族关系。

与氏族结构相一致的是政权的形式形成了氏族联合的结构。氏族政权不同于高度集中的形式，也不同于高度分散的城堡国家，或者城市国家的形式，是氏族独立的，又是（贵族）联合的结构。这种氏族联合的结构以殷，唐政权为典型。殷，唐的政权可能是推选产生，政权首领的推选由巫祠主持。一支强的氏族为政权的中心，组成了贵族氏族的联合。在这样的政权形式下，除非这个联合衰落下来，政权就不会消失。周政权在形式上以周天子为中心，周衰落了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