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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少数罪犯和多数为国尽忠的士兵严格区分开来。

阿登纳的发言过后没多久，联邦政府又对普通二战军人制定了一条基本国策：一方面充分肯定他们对国家所尽的义务和付出的个人牺牲，另一方面政府从国家的立场上承担一切战争责任，然后从财政收入里向各个受纳粹德国伤害的国家支付一切战争赔偿金。

这也就是说，战后每个德国人都必须要通过纳税来给自己的民族赎罪，同时，为了补偿老兵们付出的特殊代价，联邦政府又把二战中的普通军人全部纳入了社会保障体系，把他们当兵的时间都记入计算养老金的有效工龄，这样一来，不但所有的军人都有了生活保障，而且对整个国家，也稳定了人心，使国家有了极大的凝聚力，使人民也有了向心力。

从这个政策发布的那天起，我发现沃尔特和约瑟夫都变了，变得比以前更有活力，更有朝气。沃尔特的工龄一下子多了11年，这立刻便令我们的生活变得不再拮据，家中也开始有了一些存款。多了6年工龄的约瑟夫也终于可以有钱一个人租一间小房间，安心复习功课了。

这些生活中明显的变化，令沃尔特上学更认真了，约瑟夫工作也更卖力了，他们似乎都在国家给予的这些政策中找到了曾经的自信和骄傲，同样，他们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自己的民族，为自己的国家，也为自己曾经的过往而赎罪。

见他们如此神采熠熠的生活，我看在眼里，更是喜在心头。有了这个政策，不但可以让腿脚不便的叔叔和残疾的洛克将来的生活可以不用担心，而且还让一度有些自卑的沃尔特重拾自信，我不得不发自内心的感谢起阿登纳总理和他的政府，如果没有他，或许直到今天，他们这些退伍的军人们还是无法真正的站起来啊！

当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联邦德国的整体恢复发展也开始快步前进的时候，每隔一段时间，沃尔特和我也都会去布拉格看望关押在那里的爷爷。他们祖孙俩相见，两人明明早已解开心结，内心也都互相牵挂着对方，爱着对方，但却在见面时还是有些尴尬，好象手足无措的样子，好几次若不是我从中调节气氛，恐怕这两个人就要冷场了。

不过，每次爷爷只要一说到我和沃尔特的婚事，立刻就精神百倍，连连催促我们尽快结婚，大有中国封建家长“逼婚”的派头，那口气和动作每次都让我看了忍俊不禁。于是，我和沃尔特简单地商量之后，结婚的事便正式提上了我们的日程。

然而，就在我们兴冲冲地准备选个好日子去注册登记结婚的时候，突然传来了爷爷即将开审的消息，这个消息不但令我们的神经一下子高度紧张起来，而且还打乱了我们准备近期内结婚的计划。

自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成立以来，审判战犯的时间旷日持久，如果算到今天的话，已经共开庭了400多次，有12名纳粹的高级战犯被判处了死刑，其余大部分人都是判了有期或无期徒刑。

而象爷爷这样被关押在监狱里前纳粹高级将领，至今未审的还有十多位，原本我和沃尔特还以为可能还要等上一段时间，现在却突然传来了爷爷的案子要开庭的消息，怎么能不让我们担心呢？

其实，纽伦堡国际法庭进行审判时，对德国国防军并没有象党卫军和盖世太保那样定义为犯罪组织，但在道义上这批人不可避免的要背负沉重的包袱，因为他们毕竟是纳粹战争政策的执行者并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6月底，就在我们忐忑不安的等候着爷爷终审判决下来的间隙，突然我从报纸上得知了在比利时，有一个和我同样来自中国的名叫钱秀玲的女博士，本着一颗公正而善良的心，不畏世人唾骂，不畏舆论压力，坚持为爷爷的同届校友，当年纳粹德国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冯？法尔根豪森这名阶下囚将军在布鲁塞尔接受军事法庭审判的事情而不断奔走呼吁，期盼民众给予其宽大处理的报道。

当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觉得内心对她涌起了无比的敬佩，她能在这个人人看见纳粹都在喊打的时候，还敢于挺身为一个曾经的纳粹将军说话，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与这个仅仅大我10岁，与我同样来自中国江苏省，从盖世太保手下救出过上百名反战勇士的被誉为“比利时国家女英雄”的“姐姐”相比，我显得那么渺小，在爷爷被审判的时候，我除了担心之外，几乎没有为爷爷做过什么事，实在是惭愧之至啊！

那我应该为爷爷做些什么呢？这时，我看到了报纸上登着钱秀玲为冯？法尔根豪森将军辩护时所说的一段话：

“我在二战期间为比利时人民做了一点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