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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村。

奇玛村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与黑龙江省的交界处，距中国、苏联的界河额尔古纳河不到二十公里，离另一条界河黑龙江也不过百来公里。奇玛村虽然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但全村群众均是清一色的汉族，而且百分之九十姓李，以种植农作物为生。生产队长名叫李能达，是个年近五十的憨厚汉子。他的妻子郭菊花，四十出头，是个泼辣、正直的农村妇女。两人结婚多年，不知是哪一方的原因，郭菊花从未怀孕生育，四十多岁还膝下无人。1966年秋，傅索安出现在奇玛村时，马上引起了郭菊花的注意。正好生产队长让她清出一间屋子供傅索安作卧房，她便把傅索安拉到家中，亲亲热热一起过了十天。临走前，傅索安答应当她家的干女儿，郭菊花夫妇大喜过望，杀了一头猪、三只羊，请全村人吃饭，也算是举行认女仪式。傅索安回天津后倒也有情有义，不时寄包裹，把像章、食品、日用品等在奇玛村被认为是稀罕东西的物品送给干爹干娘。

有了这层关系，当傅索安一行来到奇玛村安家落户时，自然受到了欢迎。李能达以生产队长的身份，布置村民给傅索安等人盖了一座结实的茅草房。全村社员每家都向来自天津的新村民赠送东西，从棉被、衣服、食物、蔬菜一直到各类大大小小的家具、日用品，令傅索安六人激情满怀，热泪盈眶。

李能达又拿着旗人委的公函去大队部，张罗着给博索安六人上了户口。至此，傅索安六人成了奇玛村的正式农民。他们也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最早赴农村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就在这年12月，诚如傅索安所估计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中央的一项战略步骤，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历时竟达十年之久。可以想象，随着“张厚石事件”的淡化，张厚石没有起到江青所期待的作用（张厚石后来被救醒后送往北京，但因他当年在“北平反省院”工作时只管档案而不看档案，所以，不能提供什么材料而被关押，1969年因心肌梗塞死于北京关押点）。他们六人的行为不会被追究，而他们带头领先一步插队落户的举动则可能会被作为先进典型而受到大张旗鼓的宣传、表彰，他们的处境无疑会得以改变，各种荣誉也会随之而来。

然而，事情的发展有时往往不会顺着人们主观想象的轨道进行，就在傅索安六人刚刚在奇玛村安下家，准备将大批判的热情和干劲转向战天斗地时，发生了一起事件。这起事件，导致傅索安成了祖国的叛徒，民族的败类，克格勃的特工。

第二章　知青挑起的械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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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钧一发！一场大规模的、有可

能引起民族纠纷的械斗即将发生！

奇玛村所在的偏僻边境地区，是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那里的村民，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并没有“夺权改组”的概念，以为不过是开开会，读读《毛主席语录》，喊喊“反修反帝”的口号而已。他们也看报纸，但是，那是《人民日报》、《内蒙古日报》、《黑龙江日报》之类的官办报纸，从来不刊登各地已经发生或者正在进行的武斗。所以，他们并不知道祖国的许多地方当时正在进行同胞之间的“流血的革命”。总之，“文化大革命”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怎么“触及灵魂”，并不是如一位大人物所说的是“一场灵魂深处的大革命”。奇玛村的村民，对“文化大革命”的关心远不及对于奇玛村和邻村鲍家庄的矛盾冲突。

鲍家庄，与奇玛村相距四华里，那是黑龙江省境内的一个小村庄，人口比奇玛村多百分之五十，是一个由汉、回、满三族农民组成的农业生产队。鲍家庄和奇玛村的矛盾由来已久，据说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朝后期。到“文化大革命”时，两个村庄已经没有哪个老人能够说清这段历史渊源了，只留下一个近乎民间故事式的传说——鲍家庄、奇玛村在明朝时是一个村子，为当地方圆百里内面积最大的一个庄园。庄主鲍太公是个知书达礼的老人，生有两个儿子，分别叫鲍文、鲍武，原指望两人一个能文，一个尚武，都争个官衔，好为鲍氏家族耀宗光祖。不料这两个儿子对练武习文都无兴趣，单单只喜经商。鲍大公看看木已成舟，也就只好罢休。鲍文、鲍武经商甚是得法，经常赚银子。至鲍太公病死时，兄弟俩已成为当地颇有名声的富翁。

父亲一死，鲍文、鲍武没了管束，开始胡乱交结狐朋狗友，吃喝嫖赌样样沾上。一沾上诸种恶习后，他们就懒于经商，终日寻欢作乐。后来，弟弟鲍武患了一种怪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