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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军执勤人员，于昨晚8时59分抓获一名从中国方面叛逃过来的女红卫兵。

经初步审讯，叛逃者供称自己名叫傅索安，天津人，叛逃动机是“投奔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寻求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安德罗波夫阅完文件，皱眉沉思了片刻，望着副手：“彼罗朱柯夫同志，这个叫傅索安的叛逃者，现在在哪里？”

彼罗朱柯夫略一欠身，回答道：“昨晚我收到这份急件后，立刻和边境方面通了电话，他们说现关押于边防军营房的禁闭室。”

安德罗波夫微微颔首：“我认为对于我们来说，这也许会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难道由此会引起外交纠纷？”

“外交纠纷是不会的……”安德罗波夫站起来，想说什么，但动了动嘴却未开口，伸手抓起一部红色电话机的送话器。这是“克里姆林宫专线”，电话线的另一头连着克里姆林宫苏共中央总书记办公室，可以直接同勃列日涅夫通话。这边安德罗波夫刚抓起送话器，那边勃列日涅夫已经有了反应，耳机里传来一个鼻音很明显的声音：“唔，是安德罗波夫同志？”

“是的。勃列日涅夫同志，有一件重要情报向您报告……”安德罗波夫简要地把傅索安叛逃来苏的情况说了一遍。

安德罗波夫之所以深受勃列日涅夫的器重，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他的思想方法和勃列日涅夫完全相同，这也是他后来成为勃氏接班人执掌苏共大权的一个原因。现在，安德罗波夫刚把情况说完，勃列日涅夫已经领略了此事潜在的意义，立刻下令：“马上通知边境方面，必须严格保证这个叛逃者的安全。另外，立刻派一架飞机，把这个中国姑娘接到莫斯科来！”

安德罗波夫对着话筒点头：“是！立即执行您的指示！”

2

江青给公安部长打电话：“我要活的！查到这个人后，给我押到北京来！”

1968年3月中旬的一天，一辆蓝色“上海”轿车从北京城里快速驶往位于西郊的钓鱼台国宾馆。

钓鱼台原是清廷皇帝及皇室成员在一年内的某些日子专门来此举行垂钓仪式的地方，解放后经过修缮辟作国宾馆，金日成主席、西哈努克亲王、恩克鲁玛总统、胡志明主席等众多国家元首访华时都在此下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外事活动减少，空出不少别墅，就作为一些中央领导人及中共文革小组部分成员的临时下榻处、这段时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顾问的康生就住在这里，这辆“上海”轿车中的乘客就是奉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的命令来拜见康生的。

“上海”轿车驶到钓鱼台国宾馆大门口，停了下来，站岗的解放军战士迎上前去，查看通行证后，方才放行。轿车驶进大门，迎面是一座巨大的水泥屏墙，上奇#書*網收集整理面有用红漆临摹毛泽东主席颇有特色的笔迹书写的“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轿车顺着用道绕过屏墙，往里行驶了一会儿，在一幢别墅前停了下来。从车里下来一个身穿人民解放军陆军干部制服的中年男子，此人姓许，是中央文革小组抓专案工作的负责人之一。许某下车后，从公文包里取出江青手写的便条，走进别墅，递给了一个秘书模样的工作人员，对方看了看，便把他引进了客厅。

大约过了十多分钟，身穿紫色毛衣、外罩丝棉背心的康生走进了客厅。许某连忙迎上，做自我介绍后，说：“康老，江青同志再三叮嘱要我代她向您老问候！”

康生“唔”了一声，在沙发上坐了下来，随手做了个姿势示意许某坐下。

许某坐下后，用恭敬的目光望着康生，小心翼翼地开腔道：“康老……”康生不客气地打断道：“你的来意，江青同志在电话里已经讲过。现在，我给你十分钟时间，计你把有关情况说一下！”

许其额外沁出了冷汗，公鸡啄米般地连连点头：“是！是！我把情况向康老汇报……”许某奉命求见康生，是为了“安子文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专案。

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大体情况如下：“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鉴于当时处于民族存亡的紧急形势，急需大批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干部分赴各地开展工作，于是决定让安子文等六十一名被捕后关押于国民党“北平反省院”内的党的干部按照国民党的规定办手续出狱。这些干部遵照党中央指示出狱后，积极投入工作，对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此事当时经中央集体讨论所决定，所以这六十一人在历史上应当说是清清白白的，安子文在解放后还担任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