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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他在国外求学期间，是靠自己在餐馆里洗盘子谋生的，那时穷得廖师母在亲戚家寄居，也就是陈剀的家。廖思源的拿手好戏是削土豆皮，有时表演给于莲和于菱看，他不愧是动力学权威，懂得怎样利用最小的能量，取得最大的功率。手指，快刀，土豆，像魔术师般旋转着，动作快速娴熟，总引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但他只能为他认为是自己人的人，才表演特技的。

于而龙可能也如此，只是对自己的人，才毫不见外地责备：“你不应该给他们制造笑话的机会。”

“这不是笑话。”他回答：“我不配，也不能当党员了！”

“胡说——”于而龙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在五十年代生龙活虎的工程师，中央领导人握过他手，表扬了他的干劲。特别在六十年代，别尔乌津领着他那一伙不告而别，工厂落到那种田地，像遭到强盗洗劫过的人家，连贴身裤子都失去了。哦！廖总工程师那时年富力强，精力旺盛，以致得了传染性急性肝炎，转氨酶指数高达五百，也不曾把他搞倒拖垮。那时他按高级知识分子待遇，发他一张购货卡片，可以享受一些优异待遇，后来收回一看，他的卡片上全部是空白，一样东西都没买过。尽管那样，他还是日以继夜的滚在厂里，用大鞭子抽都不走。当工厂终于造出了中国风格的产品，那大马力的家伙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时，大伙儿都围上去向他这位设计师祝贺。因为别尔乌津幸灾乐祸地预言过工厂可以关门大吉，现在照常运转起来了，能不高兴么？人有人格，国也该有国格。“廖总，廖总，你真是个好样的！”但他躲不迭地避着大伙：“别碰我，别挨着我，我是肝炎患者，会传染给你们的。”然后，兴奋地爬上机器，和他一向端庄的体态，沉稳的性格全不相同，紧贴着轰隆隆的心脏部位听了会子，回过头来，向赶来抓他住院去的谢若萍说，用的是拉丁语：“夫人，哦，尊敬的大夫，脉搏正常——”

像这样一个热爱自己工作，热爱革命事业的共产党员，竟然会提出来退党，起码是反常的心理状态。在许多人削尖了脑袋，往党里钻以牟私利的时候，他却要当废料，当二氧化碳，岂不怪哉。

“你不是发高烧吧？”他正告着。

“我是说正经的。”廖思源颇为严肃的回答。

现在，于而龙终于明白，他的痛苦折磨该经过多少时间的斗争，才得出今天的结果。

随后，在去年秋天，十月里那个清冽的早晨，谢若萍为了使孤独的老人，也享受到喜讯的欢欣，和于莲一块来到了楼下。

正在做气功的廖总工程师，起先不相信，继续闭目入定，意守丹田，等到于莲调皮地放开了劳辛的录音讲话，他的气功无论如何做不下去了。

画家把录音机凑到他耳边，他站了起来，半信半疑地：“　该不是愚人节的新闻吧？不，今天不是四月一日，而是十月——”他望着日历：“是十月几号来着？”

一看写字台上的日历，已经好多天没翻过去了，于莲开他的玩笑：“你这个当代陶弘景啊！‘山中无日月，惟有白云多’。”

谢若萍叹息，她想起廖师母，那个多么爱自己丈夫的妻子，在这间屋子里度过她生命最后时刻的情景。一个丈夫失去了妻子，就像在生活轨道上失去了重心，不免要倾斜：　侧，把日子过得不像样子了。

“有一位诗人，我认识他，他最后被国民党枪杀了，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做《死水》，可能你不一定读过，我给你念两句：‘这是一泓绝望的死水，春风吹不起半点漪涟。’莲莲，听，像不像我？”

“不！”于莲大声地反驳：“你那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颓废要不得，这股风会把你吹起的，一定——”

过了不久，他倒真的吹起来了。年底，王纬宇来找于而龙，多少有些奚落的口吻，问着：“你干吗不拦住他？”

“谁？”

“钟楼怪人。”

“什么事？”

“他正式申请出国，到他女儿那里去，和家人团聚。”

他能说些什么呢？

于而龙想都想不到：度过了对他来说是最难熬的岁月，从剃成阴阳头，到成为敲钟人为止的苦痛历程，是不容易的：现在，和煦的春光又温暖了每个人的心窝，他居然提出要走，实在是不可思议。

“看看你器重的专家党员吧！”王纬宇说得比较婉转，不曾用拉进党来等等粗俗字眼。

于而龙哪有工夫理他，把革委会主任撂在客厅里，下楼找廖老头去了。

二十多年来，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