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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作家们如何钟情于改革，如何欢呼它、颂扬它，但当它的脚步日渐逼近真正到来之际，灵魂工程师首先感到的还是它对自己的挑战。报纸上见天见日披露的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公费医疗制度改革、退休养老改革等等，一样一件都在说明社会主义大锅饭是吃不成了，要你自己掏腰包。而这一切对所有人则一律平等，它不因为你是作家，你曾为它讲过一大箩筐的好话，你就可以少给一个铜板。作为刚刚步入中年的路遥，上有高堂健在，下有未成年的子女，他可能比谁都更加敏锐地意识到生存的挑战和未来的负担。那天他带着明显的焦虑又不失他惯常的幽默对我说：“把他的，咱们从小就知道喊依靠组织依靠党，党好像灵醒了，眼看着依靠不成哩！”

我笑道：“党早该灵醒了，这么沉重的包袱谁能背下去？再背下去更不得了！”

不知是因为我的附和，还是他思路的跳跃，他一下从沙发上坐起，不安地说：“不行，咱们得赚点钱，要不，哪一天就像独联体那些文化人一样，全都成了最穷的人！”

“你怎么谈虎色变？还不至于一下没饭吃。不管怎么变化，你总可以拿出积蓄先抵挡一阵子吧？”我说。

“积蓄？哪来的积蓄？就那么几个稿费，早都花完了……”

我当时的惊讶和疑惑绝不亚于前边提到的那位青年。谁都知道他刚刚出版了洋洋百万字的长篇《平凡的世界》，即便稿酬再低，怎么就花得一个不剩？

他唯恐我不信他的话，掰起指头一一算给我听。哪笔钱添置了什么东西，哪笔钱寄给了乡下，哪笔钱又还了朋友的债……不等他数落完，我已了然于心：不是他有意装穷，有意隐瞒经济情报，实在是收入有限，支出无穷。钱需要一把把地花，文章却得一个个字地写。他仿佛有一个永远填不满的坑。远在陕北山村的两个家，四个生身父母和养父母，还有众多的兄弟姊妹，都需要他一一帮扶和赡养。何况故乡那个平凡世界里的农民们，早就像神话一样谣传他，一笔稿费就买了一辆高级小卧车，每日里屁股后边冒烟地出入大宾馆。既然如此，远亲近邻，七姑八舅，哪个乡下人遇到难处，能不向他伸手？在城里他还有他的小家，他又极不善精打细算、计划经济。每每心血来潮，跑到服装市场，买一件冒名牌的牛仔服，花掉一百多，一条普通的水洗布裤，被人索去七八十。他让我看他的新衣服，怎么样？贵不贵？我常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应该砍价一半。他总恨恨道：“他妈的，又上了一回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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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芳：财富——献给路遥（2）

一日他从街上回来，背了一背包食品饮料之类，迈着噗噗沓沓的脚步，一路走到编辑部晓雷的办公室，说他的女儿远远要去春游，他刚才给孩子买吃的东西，什么都好买，只有她要的三明治买不到，跑了好些路，回来时总算在我们附近的阿房宫宾馆找到了。他边说边从背包里拿出那块三明治，指着那精致的塑料盒问我们：“猜猜，这两块三明治花了我多少钱？60块！”

我怎么也不相信我的耳朵，大宾馆的东西即便再贵，两块肥皂大小、夹着几片黄瓜、西红柿和薄薄一层肉片的三明治，就值那么多？它该不是金子做的吧？

“我也不信我的耳朵，”路遥解释说，“可我问了服务员两遍，没错，一块30元，两块60元。我愣住了，可是面对那么漂亮的服务员小姐，既已叫人家拿出来了，怎么好意思转身逃走？硬着头皮也得买下，妈的，算咱们倒霉！”

听他对自己心态和窘状真实毕露的叙说，我和晓雷再也忍俊不禁地失声大笑起来。他急忙朝我摆摆手：　“不敢笑，千万别叫老刘听见了……”

老刘是编辑部的老编辑，就坐在一墙之隔的办公室。他一生克勤克俭，兢兢业业，用年轻人的话说，满脸的“旧社会”，一身的“苦大仇深”。路遥的意思是，要让老刘知道他花60元给孩子买三明治，一定气得不堪忍受，不批他个忘本才怪呢。

“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他不止一次调侃着这句流行语。关于如何赚钱以适应社会的变化，他脑子里的设想像小说构思一样，一串一串的。时而是开家大餐馆，时而是搞个运输队，时而又想在黄土高原办个牧场……务虚少说也务了两三年，但无论他还是我，还是我们大院的其他人，总不见有谁迈出去一步。一次我对他说：　“也不记得是中国是外国，反正某位大人物说过，你若想要干成什么事，假如在72小时之内不见行动的话，那注定不会成功。”他嘿嘿地一笑，叹口气说：“看来，咱们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