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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里没有一点学习时间，原来学的东西也会忘尽了的，这就浪费了6年中学教育。这多么可惜，多么伤心，又多么残酷啊！

老师，倘叫我这样下去，脑子会生锈的。

敬爱的老师，我真过不惯这种生活，我请求您，哀求您，望您费心地叫学校给我找一个工作吧！

这封信虽然是1958年写的，但其中所反映出的知识青年回到农村后的苦恼，同样反映在60年代的回乡知青身上《在农业劳动中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人——复焦洪瑞同志》，《中国青年》，1958年第1期。。据1962年团中央青农部的统计，安心留在农村务农的回乡知青，仅占回乡知青总数的30％左右，不安心的主要原因，除了生活艰苦、劳动过于劳累之外，深感在农村“没前途”恐怕是最重要的原因。三年灾害之后的中国农村，在经历了十分短暂的恢复阶段之后，紧接着是一连串政治运动的困扰，农民普遍的生产积极性尚且无从发挥，知青个人的才干、他们所学的文化科学知识又何来用武之地？尽管各种宣传机构一再宣传农村需要有文化的新农民，并树立一系列在农村大有作为的知青典型，但这些典型所具备的条件，并非大多数知青都能具备，何况有些典型本来就是人为树立的结果。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回乡知青，对农村的现实往往比城市下乡知青更了解，许多人在考不上学，知道自己只有回乡生产一途时，就已十分消沉，回乡之后的现实更使他们失望。这种现实虽然是回乡和下乡知青所共同面临的，但在城市知青尚且被动员下乡的情况下，回乡知青明知自己进城的可能愈加渺茫，尤其是女青年，唯恐会“围着锅台转一辈子”，因而更为悲观。

除了对自己前途的忧虑之外，从学校出来的学生与农民难免发生种种矛盾冲突。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这些矛盾产生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其中一些，属于知青缺乏社会经验，缺乏对农民的理解，对周围环境期望过高，因而做出过激行动，甚至不自觉地为极左路线充当了马前卒，导致了自己与农民的对立。如据当时报道，经常有青年因对队上干部和社员私分粮食、做投机买卖不满而提出批评，遭到干部的报复。还有报道说安徽宿县有个知青，父亲是铁匠，由公社工厂下放回到农村自由营业，他回乡后就和父亲一起干，对父亲看人议价、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思想很不满，常和父亲发生口角，很害怕自己将来会走资本主义道路等，今天来看就未必全是农民一方的不是，至少需做一些具体分析。还有一些，是因农民本身存在的种种落后性，以及农村干部的作风不正引起的。而更多的情况，则是各种因素错综纠结在一起。1964年团中央青农部曾在辽宁省盖平县九垄地公社古家子大队对回乡知青的情况进行过一次调查，是很有普遍性的：

这个大队到1962年为止，共有96名知识青年回乡，其中高小以上84名，初中、高中17名。知青们爱提意见，对不合理的开荒、劳力分配不当和党团工作都提过意见。1962年1月，知青又和队里闹了一场“大字报风波”。

起因是这样的：当年队里有13户人家纺草绳，其中9名是干部。他们用的草是队里以每斤1�5角卖的，纺成绳后，每斤的议价是3角，一天可挣20来元，而在队里劳动，一天只能挣1元。不少社员背后有意见。念过8年书的于耀江气不过，就写了一张大字报，说草是集体的，不能只肥了几户，建议队里提高草价，说纺草绳过高的利润就是剥削，把这张大字报贴到了大队办公室墙上。队干部很恼怒，说：“你乱提什么？若不叫共产党领导早就揍你了。滚出去！你一年才挣800分，你没有提意见的资格。”说着就往外推。高中毕业生刘福全看到不公，也写了一张。第四天高中毕业生伊正和也贴出一张大字报表示支持。于耀江不服，又贴出了两张。一时间满墙都是大字报。党支部连续三天找他们，说大胆提意见是好的，但意见提的不切实际。青年不服气，党支书烦了，说他们是“钻空子”、“攻击”、“臭理论”。党支部说是团支部发动的，叫团支部做了检讨。事情总算没有闹大，于耀江也算接受了教训，他说，吃一堑长一智，咱这个四棱木头算从圆眼钻出来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回乡知青的处境（5）

这个队的团支部举办业余技校，要求青年都参加，初中以上青年有意见，说都学过，有这工夫不如学点别的。有5名知青想考大学或高中，一般都在业余时间看书。于耀江张罗三四年了，加上身体不好，1960年没挣到800分，1961年挣了800分，1962年就挣到2700分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