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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炸了，跳到冰冷刺骨的冰河中，张玉音站在冰河边也只冷冷地望着我，当我是一个不相干的人。父母又追上来了，变得更加狰狞可怖，我急得钻进一条十分狭小的胡同里，等我钻进去后，胡同两边像沉重的棉花，迅速膨胀挤压过来，压迫得我喘不过气……

原来是一场恶梦，醒来时我全身已经湿淋淋的，呼吸急促，整个人虚脱了一样。我心里想着，干脆到修理店去透透气，冷风吹一吹说不定病反而就会好了。于是我脚下深一脚浅一脚地挪步，身体偏呀倒的，竟然感觉稳不住，这才意识到这场病来得很严重，得赶快上医院去。

那个老中医生睁大眼睛看了看体温计，惊奇地看着我：“小伙子，三十九度半。怎么回事？这是很危险的哟！”

没想到一个感冒，竟然让我在医院里足足住了一个星期。“独在异乡为异客”，举目无亲的情况下生病住院，让我内心感到无边的凄楚。好几次我都想给关银花和张玉音打电话，无数次想象着她们眼泪汪汪地来病榻前安慰我的情形，想象着她们在我病体左右送水喂汤削苹果，想象着她们在我耳边叽叽喳喳、嘘寒问暖，可是强烈的自尊心却驱使我独自在医院里苦熬。

彼时彼景，那真是“一寸相思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人在病中情感就格外脆弱。

等我终于恢复如初，口袋的钱也见了底，总共可用的钱只剩下两千多块。

出院那阵子，虽说我也到修理店里，可是生意越发冷清了，门可罗雀，连原来的老人们也都少有来光顾。我懒散着，干脆将躺椅搬到阳光底下，死气沉沉地坐躺、睡觉。

这一天，小区的王主任突然风风火火打来电话找我。说是住在小区别墅的交通局邢局长家里电路起火了，那一片好几家现在都被迫停电，所以马上让我过去简单维修一下。

主任的面子当然是要卖的，维修电线线路也不是什么难题，可问题是邢局长一家都出国旅游去了，原来留的电话老联系不上。

最后王主任电话通告了派出所，派出所也同意派我爬上云梯，剪断防盗网进入别墅内维修，他们一行几人还在楼下一起见证我维修的过程。

起火是厨房线路长期负荷过大，老化短路引起的。我理清走被烧糊的残线，掀开吊顶的盖板，一个不起眼的小纸箱撂在那上面，慢慢翻开纸箱，竟然是一摞摞整齐堆放着的现金！

纸箱里至少也有一百多万，这个贪官！这个可鄙的蛀虫！凭正规的工资收入，他会有这么多钱偷偷摸摸藏在这上面吗？如今贫困将我推到现在的境地，不正是邢局长这样良心泯灭的“公仆”，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的结果吗？

脑袋里乱哄哄的，我简单迅速地修理好了燃烧过的电线，决定将纸箱搬下去，搬到阳天白日下去，揭穿这个贪腐“官耗子”的污浊嘴脸！

就在要搬下纸箱的瞬间，我突然又想到了自己当前窘迫的生活，想到了曾遭受的巨骗，想到了曾经红红火火的垃圾清理业务。揪出一匹害群之马就真能还我一个生活的朗朗晴空吗？没了钱的日子里，在我最艰难的时候谁曾援助过我，让我重现生活的曙光呢？我手里的钱已经告罄，就算我今天扒了这贪官的皮，真的又于我有补吗？

难道让这个贪官为我这个低保对象捐献点爱心就不行吗？

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这自然要上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这是原则。但捡到贪官的一百万块钱，这已经远远超出了现实生活中我生存原则的范围了。

巴尔扎克说，你越没有心肝，就越高升得快；你毫不留情地打击人家，人家就怕你。只能把男男女女当作驿马，把它们骑得筋疲力尽，到了站上丢下来，这样你就能达到欲卑的最高峰。

这些话曾深深刺痛了我的心，现在严酷现实摆在我面前，就像哈姆雷特的经典台词：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我迅速那从纸箱子里抓出一万块钱，随后想想，又抓出一万，塞进了肥大的电工服里，然后装作无事人一般，稳稳地下到了地面。

我看了看下面的人，慢条斯理地说：“是厨房线路老化起火，已经修好了，现在可以正常供电了。”　王主任说：“小刘，辛苦你了，工资多少钱？以后邢局长回来，我们叫他补给你。”我微微一笑说：“这么点小事情，看在你王主任多回关照的面上就免了。当我为社区做义工！哈哈。”王主任在一旁就一直夸奖起我来。

再过了五天，电话里传来王主任中气十足的声音，他说邢局长回来了，非要马上付给我优厚的报酬表达谢意，他说你不必推辞，他做交通局长的，还缺这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