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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伟大的指挥家，你可能不记得他了。托斯卡尼尼。”

“不知道。”她说着依然看她的书。

“他是意大利人，由于他的政治观点，战后纳粹不许他指挥。现在他死了。我不喜欢卡拉扬，纽约交响乐团的终身指挥家。我们不得不听他指挥音乐会。你猜猜作为意大利人我喜欢什么？”他扫了她了一眼，“你喜欢这本书？”

“这本书引人人胜。”

“我喜欢威尔蒂和普尼尼。在纽约我们所听到的是德国夸夸其谈的瓦格纳和奥尔夫音乐。每周我们都到麦迪逊广场花园，参加纳粹党在美国的粗野的戏剧性晚会。在那儿到处是彩旗飞扬，锣鼓喧天，喇叭齐鸣，还有焰火。赞颂着日耳曼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以及所谓的艺术。你见过战前的美国吗？”

“是的。”她只顾看书。

“在那些日子里难道他们没有第一流的歌剧院吗？听说有。而现在和柏林一样受到电影业的挑战。我在纽约呆了13年，没看过一部像样的新歌剧和戏剧上演，净是那些……”

朱莉安娜说：“让我看书吧！”

“出版业也一样面临挑战，”乔泰然自若地说，“这种挑战起源于慕尼黑。在纽约。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印刷，大批量地印刷出版。但是在战前，纽约是世界上出版业的中心，至少人们都这么说。”

她用手指塞住耳朵，把书放在腿上全神贯注地看，不听他说话。她已看到《蝗虫》里描写令人难以置信的电视，她被这章迷住了，尤其是关于在非洲和亚洲落后地区的廉价的小电视机部分。

……只有新英格兰人有技能和大批量生产的系统一——底特律、芝加哥、克利夫兰，这些神奇的地方——才能施展的谋略，他们不断地批量地把价值不到一美元的电视机元件送到东方的穷乡僻壤。这些元件被一些穷困的狂热的青年人收集在一起，他们渴望机遇，慷慨的美国人为他们提供了机会，一些小的内装电源比云石还小的仪器开始收视。收到了什么呢？村庄里的年轻人还有老年人都蹲在屏幕前看新闻，受教育。首先了解怎样读书。然后是休闲。学会怎样挖深一点的井，怎样耕好地。怎样净化食用水，治疗疾病。在头顶上，美国的人造卫星在运行，把信息传送到每个角落……传送到所有渴望的等待的东方人那儿。

“你顺着一直往下看吗？”乔问，“还是挑着读？”

她说：“这太好了！他让我们将食品和教育送给数以万计的亚洲人。”

“世界性的福利事业。”乔说。

“是的，特格韦尔的美国新政，他们要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她朗读给乔听。

……中国怎样呢？一个仰慕西方需要统一起来的国家。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争岁月，现在进入和平年代，进入重新建设的时代。但对于中国来说还谈不上重建的问题。因为几乎在那片神奇的广袤平原地带根本就没有开发，还沉睡在古老的梦中。要唤醒它，是的。一个偌大的国家，得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地位。清醒地投入到现代世界中去，制造出自己的喷气式飞机、原子弹、高速公路、工厂和医疗事业，唤醒这巨大国家的惊雷从何而来？中国人已经知道，甚至在战胜日本的斗争中就已知道。惊雷从美国来。直到1950年，美国的技术员、工程师、教师、医生、农艺师就像某种新的生命注入每个省份，每个……

乔打断她说：“你知道他干了什么，知道吗？他充分利用了纳粹主义，社会主义者的作用，托德组织和我们所取得经济发展，他信任谁呢？美国‘新政’。他不考虑坏的方面，不考虑一种灭绝和种族隔离问题。那是乌托邦！你想想如果联盟国战胜了，像他说的新政就可以振兴经济和改善那些社会主义者的福利吗？不可能。他讲的是一种国家工联主义形式，社团国家的形式，就像我们在墨索里尼领导下一样。他说，你应取人之长而不要……”

“让我看书。”她很不高兴地说。

他耸耸肩，再也不唠叨了，她继续埋头看自己的书，不理睬他。

……在这些市场上，有数不清的华人在机器轰鸣的底特律和芝加哥建造工厂，这个大口子很难填满，这么多的人在一百年之内也不可能有足够的车子、房子、钢材、衣服、打字机、罐头、钟表、收音机和药剂。到1960年美国工人在世界上的生活水平最高，无怪乎每次与东方的商贸交易中他们都彬彬有礼，亮出“最惠国”的条款。美国不再占领日本，它从来没占领过中国。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广州、北京、上海都不买英国人的东西，他们买美国人的东西。每次买卖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