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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现在要打内战了，但那些老家伙都老了，戈林和戈培尔都是老党棍。”

收音机里说：“……到达他在阿尔卑斯山靠近布伦纳的隐蔽住所……”

乔说：“我看是胖子赫尔曼。”

“……报道说他由于失败受到巨大的打击，他不仅是一个士兵和忠诚的党的领袖，而且正如他曾多次说到的，他是大家亲密的朋友，你将永远怀念的朋友，就在战后不久的政府改组期间的争论中，显然曾一度有些人反对鲍曼阁下进入最高领导层。”

朱莉安娜关掉了收音机。

“他们净胡说八道，”她说，“他们为什么这样讲话？谈到那些可怕的刽子手就好像是说我们这些人似的。”

“他们像我们一样，”乔说着又坐下来吃东西，“如果我们处在他们的位置÷我们也会干他们所干的事情。他们从共产主义那里挽救了世界，如果不是因为德国，我们现在一定就会生活在赤色统治下，比现在糟糕多了。”

朱莉安娜说：“你说的和收音机一样，胡说八道。”

“我一直在纳粹的统治下生活。”乔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难道夸夸其谈就能生存12年，13年，或者再长一些，几乎15年吗？我从托德组织集团得到一张工作卡，自从1947年以来我一直为托德组织工作，在北非，在美国工作。听着，”他用手指戳戳她说，“我有意大利人所具备的土木工程天才。托德组织给了我高薪。我不要为德国的高速公路铲沥青，拌混凝土；我帮助搞设计，是工程师。有一天托德博士到我们这里来视察我们的工作。他对我说，‘你有一双很好的手’，朱莉安娜，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劳动光荣；他们不只在口头上说说。在纳粹之前，每个人都瞧不起体力劳动，我也一样。贵族社会也如此。劳动阵线结束了这一切。我第一次看清楚了我的手。”

他讲得很快，以致含混不清，她难以听懂他的话。

“我们全都住在森林里，在纽约州北部像兄弟一样，唱着歌，排着队，去干活，充满战争精神，是去重建，不是去破坏，这是战后重建的最美好的日子一个个街区的公共建筑建起来，美观，整齐，一长排一长排地。纽约和巴尔的摩整个变成了一个新城市，当然现在这些都过去了。大的卡特尔像新泽西的克虏伯和索恩就大出风头。但那不是纳粹，只是古老的欧洲威力，更糟的你听说过吗？像纳粹隆美尔和托德这样的要比像克虏伯这样的企业家、银行家好一百万倍。还有所有那些普鲁士人应该被毒死，那些身穿马夹的绅士。”

但朱莉安娜认为那些身穿马夹的绅士是永恒的。而你的偶像隆美尔、托德博士，他们是在战后才开始清扫碎石、修筑公路、开办企业。他们甚至让犹太人活着，极其幸运地大赦犹太人，这样的话，犹太人就会拼命干活。无论怎样直到1949年……然后隆美尔和托德博士拜拜了，退休去放牧。

我不知道吗？朱莉安娜想，难道弗兰克没告诉我这一切吗？你用不着告诉我有关纳粹统治下的生活，我的丈夫就是犹太人，我知道托德博士曾是最宽厚最高尚的人，我了解他所要干的一切都是为数百万悲惨、失望的美国男人和妇女在战后恢复重建家园提供工作——诚实、规矩的工作。我知道他要看见为每个人实现医疗计划、度假休养，还有住房，不论肤色；他是个建设者，不是空想家，在许多情况下。他总是设法创造出他设想的东西，他确实办到了。可是埋在她心里的一个念头现在又顽强地冒了出来：“乔，《蝗虫》这本书在东海岸不是禁书吗？”

他点点头。

“那么怎么还在看呢？”她有些忧虑地说，“他们不是还在枪毙那些看这书的人？”

“这要取决于你的种族，根据你极旧的臂章。”

正是如此，有关波兰人、斯拉夫人、波多黎各人，可以读的、写的、听的都受到最大的限制。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就好得多了，他们的孩子可以受教育，他们可以上图书馆、博物馆和音乐会，尽管如此……《蝗虫》不仅仅是分类的问题，书被禁了，谁都不能读。

乔说：“我在洗手间里看。我把它藏在枕头里，其实正因为它是禁书我才读的。”

“你好勇敢。”她说。

他疑惑道：“你挖苦我，是吧？”

“不是的。”

他放松了一点：“对你们这些人来说很轻松，你们过着一种安全轻松漫无目的的生活，无所事事，高枕无忧。摆脱了无尽的事务，抛却了过去，对吗？”他的目光嘲弄着她。

“你在糟践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