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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人不一样了呢？你这种话真要到西方去说，让人听了会笑死。这实在太天真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我的“北大中文系英语”（8）

我没有出过国，也不懂任何外语，在这方面自然说不过他，于是把话题转到中国：“中国的问题，不靠知识分子靠谁呢？如果不靠知识分子，你说该怎么办？”他摊摊手：“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以后怎么办我怎么会知道？我只不过读了几年书，研究过几个中国人而已。我看，中国的一个大问题恐怕是知识分子太具有垄断地位了。古代知识分子靠科举，有了许多特权，也产生了许多*。你说“*”知识分子受*。其实那时谁不受*？主要是知识分子垄断了舆论，吃同样的苦但叫得比别人凶。现在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地位已经很高了。你看着吧，他们首先会给自己谋利益，把自己的日子弄好的。”

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而且似乎都很讨厌对方的观点。但是，我们彼此不但很尊重，而且特别喜欢交流。毕业后，他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先后拿了教职，回来访问了几次，我们还都见面叙旧。后来我还采访了他，把他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总结了一下，以对话的形式刊登在《文汇月刊》上。那时他已经转向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了，其中还写过几篇批判刘心武的文章。我在《北京晚报》当编辑期间就认识刘心武，关系算比较熟，曾表示可以介绍他们认识一下。他则谢绝了。他说：“我从来都回避和被研究的对象见面。大家见面一吃饭，成了朋友，以后还怎么研究呀？那只能说好话了。”我说学者恐怕可以超越这些吧？他则说学者和一般的人一样，根本不会超越这些。知识分子圈子小，平常见面，吃吃喝喝，都是朋友。所以他们早就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他则尽量待在这个集团的外面，希望由此获得一些客观性。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越来越被他说服，开始对知识分子有了些反省，思考知识背后的利益。到了美国以后，我则更切实地体会到*社会中一直有反智主义的传统，而这些传统虽在许多时候会有祸害，但没有这种传统则祸害更大。这也最终导致了我现在在中国提倡反智主义。和雷后来偶有通信，最终则基本断了联系。他现在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当教授。在澳大利亚应该是相当有地位的中国学家了。

可惜，虽然我在留学生楼学到了不少东西，也交了朋友。但是，我和两个美国同屋的关系则很快恶化了。

当时留学生宿舍的规矩是一个外国学生和一个中国学生一个屋。我进去时，因为房间少，成了唯一一个和两个留学生共用一个屋的学生。两位同屋都是美籍华人，一个姓刘，一个姓陆，和我大致同年。我来时他们很热情。不过宿舍的格局他们已经占好了。两个人都在靠里的位置一人占据房间的一端，中间用书柜、衣柜隔开，很有隐私性；屋子一进门的地方漫无遮拦，成为我唯一可占的地方。我当然并不介意。因为我在原来的宿舍床就摆在门口，现在的条件已经好多了。

不过，这三个人的局面，从一开始就出现问题。老实说，现在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4年，这样的美国人还真是没有碰到过。也许是因为和人家的生活距离从来没有这么近过吧。比如，我一搬进去，那姓刘的就对我说姓陆的坏话，甚至陆的女友是黑人也成了攻击的对象。姓陆的也不含糊，说姓刘的如何不成器、姓刘的哥哥太傲慢，等等。我当时是个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正读五四一代“改造国民性”的高论。可是在这里一对比就明白，在中国同学的宿舍里，尽管条件非常差，人要厚道多了。这两位“老美”，一上来就钩心斗角。那姓刘的还教我：他们在美国大学的宿舍中，一旦发现同屋不合意，就装出神经兮兮的样子，把同屋给吓走。因为在美国买枪很容易。大家一想到校园凶杀就吓破了胆。做人如此下作，实在也算我倒霉了。

本来，他们彼此之间钩心斗角与我无关。但是，马上我和他们的冲突就变得更大，使他们联手来对付我。三个人分享一个屋，本应该尊重大家的生活习惯。可是，他们半夜12点在我睡觉以后仍然不停地有客人。特别是夏天很热，屋里没有空调，睡在床上几乎是赤条条的，突然西语系的女生进来，这有多么狼狈！我提出抗议，慢慢矛盾越来越大。他们想把我请走，采取了各种手段。比如，刘开始装神经病。我不在时，他们把我台灯的电线切断，当然还有在我睡觉后带更多的朋友来宿舍，在我没有醒时大声放音乐，等等。闹得隔壁的雷金庆也和我说：你那两个同屋很热闹呀！

这样下去，我当然无法支持，找到留学生办公室要求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