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部分(第2/4 页)

关的城池周长约4公里，整个城池与长城相连，城高14米，厚7米。

此后200多年，山海关防御体系不断补强，到明朝末年已经形成山海关防御体系。山海关往东北30里是中前所城，再往东北30里是前屯卫，再往东北30里是中后所城，再往东北100里是宁远城，这个防守体系有足够的纵深，它好似一条龙，山海关是龙头，宁远是龙尾，满洲人几代人也没有击败这条明朝的真龙。

山海关距北京380公里，距沈阳461公里，正好在满清都城沈阳和明朝都城北京之间，地理位置极其重要。

山海关之战前，明朝面对的是双线作战，一面对付关外的满洲人，一面对付关内的农民起义军，可谓苦不堪言。在这种困难的双线作战情况下，明朝依然能如它建国时那般拥有强大战斗力，一方面满洲开国父子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至死也没攻入山海关，另一方面农民起义军也没有建立长久的根据地。

1644年3月，李自成的大顺军已经攻到北京城下。

1644年3月19日；明朝崇祯皇帝在北京煤山自尽，随后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攻占了明朝首都北京，山海关之战拉开帷幕。

山海关之战，中国由北至南的四股势力分别为：

一、东北的满清，领导者是32岁的多尔衮，拥兵10余万，雄心勃勃，虎视眈眈多年，随时准备南下入关。

二、东北与华北接壤的山海关，将领是明朝的32岁的吴三桂，有关宁铁骑4万，驻守边关多年，正在为失去皇帝而左右为难。

三、北京的李自成38岁，有农民军30万，刚打下北京城，来势汹汹。

四、南京的南明朝，比较混乱，暂时没有力量参加这场战争。

李自成拿下北京之后，对明朝旧臣实行“助饷追赃”。助饷和追赃是分两步进行的，助饷是派饷，就是按指定的对象（将明朝的旧人分为臣子、王公、太监、豪绅四个阶层），规定了数目来进行饷银的分派，规定哪些人在指定的时间内交纳规定的金额，不过，助饷没有多久就迅速发展成为了追赃，那就是不分对象，没有数目，无限度的追要，甚至随时追，随地追。由助饷到追赃，是由尚有几分理性到全无理性的过程。

李自成手下第一大将刘宗敏，率领大顺军将“助饷追赃”进行到底。对于这些曾经受尽官僚欺负的贫民，可以任意捕捉殴打那些以前令自己高山仰止的权贵们，还可以从他们身上榨钱，这是多么快乐的事情。

李自成的大顺军，经过一番“助饷追赃”之后，很多人有了富足还乡之心，勇往赴战之气则低沉下来。

总之，“助饷追赃”并没有提高大顺军的战斗力，反而令前明臣子彻底绝望，同时使大顺军严明的军纪、良好的军队作风和和谐的环境被彻底破坏。

在金钱与残虐中寻求最大*的大顺军，到后来已经完全失控了。他们榨完了权贵的钱，开始任意捕捉富户和平民百姓，大白天，店铺和居民经常遭受抢劫，而在刘宗敏的纵容下，抢掠变成了淫掠，强抢民女的事件也多有发生。而最著名的淫掠事件就是刘宗敏把吴三桂宠妾陈圆圆掠来，占为己有，这个事件可能是改变中国历史的关键事件。

一个月的时间，大顺军由一支劲敌开始堕落，战斗力开始下降。农民起义军的弊病就是没有战略眼光，自以为打下北京就可高枕无忧，自以为打了胜仗就可以为所欲为。

北京城是这样一番景象，那么山海关呢。山海关已经成为孤城，吴三桂处境艰难。

3月28日，吴三桂为殉难的崇祯帝及其后妃治丧，全军缟素举哀。吴三桂对明朝还是有感情的，他在恩师洪承畴和舅父祖大寿都投降了满清，能扛到如今不投降满洲人已说明了这一点（满洲人已经劝降了好几年）。

李自成拿下北京后，派明朝降将唐通等人赴山海关劝降，当然不是空手去，他们带去了黄金数千两，白银数万两，同时还带去了一个承诺，即只要吴三桂投降，立即封侯。

此时的吴三桂，北有满洲人，南有大顺军，他的友军在南方帮不了他。虽然拥有当时最猛的4万关宁铁骑，但没有粮草供应，铁骑也是要吃饭的，绝对不可能为明朝独撑危局。因此，投降是唯一的选择，只是，投降满洲还是大顺朝，它还可以选择一下。

焦虑的吴三桂在接到了父亲吴襄的亲笔信之后，做出了选择，投降大顺军。吴襄的这封信，当然是李自成派人先拟好的稿子，吴襄照抄而已。吴襄的信中说投降李自成，不仅保全一家生命财产，而且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