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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活的各个部分从此不得尽兴。

我常常对末末说：“尽管你挺可爱的，但是你还是让妈妈很辛苦。”

我更常常对末末说：“尽管你挺累人的，但是你真是太可爱了，妈妈真爱你。”

无论我说哪一句，末末都听不大懂。不要紧，有她明白的那一天。

一天39小时

女儿坚信

长大了就可以变成鱼

好吧

我们就是鱼

城市是我们的海洋

在我们已经不在把等待签证放在心上的时候，几乎已经开始了在北京安居乐业的时候，接到了加拿大大使馆的电话，那边是标准的港式普通话，因为老公是主申请人，仔细确认了我的身份，（感谢上帝她没有打电话到老公公司去），问我们如果收到签证，会不会在国庆节期间去登陆。我还假装镇定，用工作时我最得意的滴水不漏的方式回答——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应该可以会去。使馆工作人员认真地说不可以，要是去就一定得去，否则签证就作废，如果去不了，他们就不会马上给签证。我立刻说一定去。这一天已经是7月底了。放下电话我手心直冒汗，我们只有2个月的准备时间。而且尽管工作人员说会马上把所有材料交到签证官手里，但是以我将近四年的等待经验来判断，签证官怎么也要个三五天的工作时间，所以在没亲手接到传说中的大信封之前，我还真不敢轻举妄动。

于是在最后的几天等待中，我觉得我已经完全平静了心情，不就搬回家嘛。我一直请大家放心我一定不会把告别仪式搞得痛哭流涕。最初的伤感萌芽是妈妈启动的。为了高高兴兴的离开，我请父母不要到机场来送我们。要走的前一天，妈妈来了，忙忙叨叨嘱咐了半天，临走前对着我尚躺在床上手舞足蹈的不足五个月的女儿说——再回来给姥姥打酱油去。我心里一下子酸起来，都不敢说再见，怕一张嘴眼泪就流出来。

最后一周，混乱的应酬和疯狂的采购让我们疲惫不堪，2号早晨醒来，我对自己说——一切结束了。我们叠好被子，又把被子都塞进柜子，再用布罩住。北京的土大，我可不想再回来的时候进门就大扫除。弟弟让我快点作早饭，否则他就打算吃我女儿的婴儿米粉了。我一边笑着一边去熬粥，让老公去买油条，这东西国外就是有也不会是这个价儿了。这时手机收到条短信，是我同学发来的——送战友。我觉得很幽默，就回了个——就此别过，他又回了，——珍重。刹那间，一切变得很悲伤，我都不再敢看弟弟的眼睛，故作轻松的吃完饭。

飞机是下午三点起飞，但是为了早些去给女儿订个座位，我们约好十点半出发。同事、同学会来我们家集合。时间过得飞快，电话和手机总是同时响起，都是来说一路顺风的。我还习惯地说——回见啊。人都齐了，事先已经告知我有八只箱子，但是他们依旧感叹了一下。我还自嘲地说：“这回可知道什么叫破家值万贯了，整理了八个箱子，家里的东西一点不见少，打开那个柜子看，还都是满满的。”抱起女儿，我们奔机场去，一路上，我们还有说有笑。

大过节的，竟然没堵车，这在北京真是个奇迹。我们十一点半就到了机场。人多极了，到处是举着小旗的旅行团。约好送我们进关的人还没到。国航这个大国企，我问到底可以免费托运几件行李，问了五回有五个答案，一人一说法，摆明了是留着后门让你托人的。我们认识的这个阿姨有个朋友是国航的工作人员，说是没问题送我们进去。站在机场，我开始呼呼的冒汗，温哥华气温比北京低一些，也为了节省些箱子放别的东西，我们每人都穿了很多。我不停的假装的掏口袋伸手往上拎拎里面的棉毛裤，他奶奶的，现在才想起来，春天收衣服的时候计划秋天穿的时候换松紧带儿的，真是懒惰的报应。上帝保佑，箱子里的大包小包的衣服都还合身。老公一再追问，我能否肯定给女儿带的衣服没小嘛？因为女儿实在长得太快。我咬牙说没问题。

十二点多，那个阿姨来了，一再说我们来早是正确的，否则赶上堵车就完了，但是国航那个朋友很守时，约好了十二点半一定会来的，他现在正在吃饭。阿姨从包里掏出一件红色的麻质中式的上衣，送给我，非要我当时就穿上。我套在牛仔衬衫外面，样子很搞笑，朋友们都笑了，我也笑得直不起腰来，笑着笑着，眼泪就出来了。

我请朋友们没什么事就先回去吧，原来再见好说，“我走了”难出口，一张嘴，眼泪哗哗地流了一脸，都不知道为了什么，女儿依旧一逗就笑。朋友们说：“你别这样，不是还回来呢嘛，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