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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很模糊。尤其是张大爷留下来的原因，难道是因为这一堆被退回的信吗？若是试想一下，一个人写信给自己的儿子，无非就是希望儿子回信报个平安，至少也该有个音讯。儿子的音讯没有了，老人的离世，自然也是不安心的。于是我对大毛说，我现在拆信看看，你帮我在天目印里看着鬼魂的动静，如果我拆信让他不高兴的话，那咱们就把信烧给老人，这件事也算是结束了。

大毛点点头，双手结印看了起来。我按照邮戳上的日期，从最早的一封开始，缓慢地把信撕开，一边看着大毛，大毛告诉我，你放心拆吧，这老爷爷的鬼魂似乎很平静，比刚才还更加平静。于是我这才知道，张大爷之前在床头晃悠，其实就是在给我们指引，希望我们找到信并阅读，这样他的故事和心愿，才能被我们知道。

最早的一封信已经封皮破旧，日期上写着1946年。那个时候，我才3岁。我花了很长时间阅读完这十来封信，期间我甚至没注意到大毛和马大叔又吵了一架。看完之后，我才算彻底明白了一切。

这个叫“张春生”的人，就是张大爷的儿子。在1944年的时候，瞒着家里人，谎报了年龄参军了。张大爷当时还并没有住在现在这个地方，但是自己一觉醒来后，发现儿子已经不见踪影，于是四处寻找。因为自身有残疾，和人沟通起来就非常吃力，好不容易才从码头上的人打听到，孩子前几天就跟着一群新征入伍的新兵，从码头集体坐船离开了。而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是四天之后了。

在当时的那个年代，重庆城还处在国军统治的时期，那也就意味着，张春生参加的军队，并非当下执政全国的军队。而且张大爷自己也是军人出身，所以他知道，就算此刻找到了自己的儿子，也无法再让他回家，因为那叫做逃兵，是要被枪决的。在儿子从军后两年，自己才从以前部队的人口中，打听到了儿子的部队。

于是张大爷开始给孩子写信，但是都被退回，因为部队里没有这个叫“张春生”的人，于是张大爷心想，既然孩子参军的时候是谎报了年龄，那很有可能连名字都是假的，自己不知道他用的哪个名字，自然是找不到的。但是他还是坚持时不时就给孩子写一封信，存着侥幸的心理，万一儿子哪天看到来信中有一个收件人为“张春生”的，他也就知道是自己给他写信了。

最后一封信的时间，在1950年三月。此后就没有再写信了，因为如果张春生没有叛逃投敌，或者没有战死沙场的话，从这个时候开始，也已经找不到这支部队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张大爷就每天都在码头上坐等，因为仗打完了，儿子又不是什么军官，也该从部队退下来了，他没有别的去处，也许会回到家乡来。张大爷在码头找了一份杂工，用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每天下工后，都风雨无阻地坐在码头等到最后一趟船靠岸，期盼着儿子哪一天还会从离开的这个码头回来，他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的，希望儿子见到自己的时候，还是当年的那个样子，只是老了一点。然而这一坐，就是十多年。

看完信以后，心里的那种感觉说不上来。算是遗憾吧，毕竟我就算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也没办法帮张大爷联系到他的儿子，毕竟不知道张春生究竟是已经战死了，还是被俘了，或者跟着国军撤退去了台湾。

除了用水碗圆光术的问米之外，我没有别的法子可以跟亡魂进行沟通，且问米也只能我给出选择，和它们一问一答。大毛也只能看到，并在对方配合的情况下才能和亡魂交流。眼下若是做超度法事，把信烧给张大爷的话，虽然我有信心安然地送他上路，但这对于张大爷来说，终究是一件巨大的憾事。他死后选择留下，就是为了找到儿子，我若是送他走，他的执念终究是未能消除。

于是我决定再问一次米，我问张大爷的亡魂，若是你愿意跟着我先走一步，你的信件我暂且保留，将来无论如何都替你打听到张春生的下落，不管是生是死，都会在你的灵前给你一个交代。如果愿意的话，七颗米沉下三颗浮起四颗，然后再浮起来一颗。

这次问米我问了两次才收到回应，很显然，张大爷对于我给出的选择非常犹豫。但是他终究知道自己已死，就算真的等来了儿子，也只是坟头前的祭拜罢了，答应我的选择，无非就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于是在第二次问米之后，张大爷答应了我。我把我了解到的情况走到屋外告诉了马大叔和大毛，两个吵得不可开交的人，都认为这样做应该是最好的办法。我让马大叔先跑过去告诉那些大妈大婶，说咱们现在要给张大爷做最后的超度法事了，张大爷生前深受街坊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