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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很可悲，就像不死族群的政治正确女性主义。我当然去看了看血族网，除了五芒星、山羊头和为“吸血者和捐血者”配对论坛之外，我发现这个网站还有一份口吻严厉的警告：禁止一切针对性取向、种族、宗教及性别/变性的歧视、侮辱或“排他性”言辞。显然，血族尽管能长生不老、飞翔和撕开土鳖的喉咙，同时还很敏感脆弱，不愿被称为“傻蛋”或“基佬”，他们在长出尖牙前在更衣室里已经受够了。

总而言之，我们定好访谈时间，仔仔细细做足准备。我用卧室分机听着对话，在记事簿上写下答案，交给我的年轻伙伴克莱尔，克莱尔再跑去交给我身穿家居服坐在厨房里的母亲。

然而，我最害怕的事情很快成真，因为不到五分钟她就宣称吸血鬼比起德国佬来“啥也不是”，还说他们大部分住在宾夕法尼亚（事后她归咎于我的笔迹），对十字架有“情结”，能被银子弹杀死。

“那是人狼！”我站在卧室门口咬牙切齿道，发疯般地假装用木桩钉心口。

“嗯，对，”她对电话说，“大蒜让他们胃里反酸。”

经过这次，她谢绝一切采访。采访的请求确实不少，因为西碧莱恩·洛琳度—高尔德很走红，是迄今为止我最走红的笔名。不过在我的世界里，走红意味着三百五十页的小说能收四千五百块预付款，需要我每天绞尽脑汁憋出十页书稿。天哪，我真不愿意去想我戕害了多少森林，只是为了付房租和通水电。对文学来说，我是壁炉。我是野火。我是美国小说的炼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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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假名流身份让我母亲很开心，我俩玩得不亦乐乎，给书迷回信，帮她做发型和化妆，选择服装和拍照。我很高兴我们至少拥有这段快乐的时光，因为小说第一部出版后三个月，她被诊断出患上淋巴癌。一年后——在这一年里，《猩红黑暗降临》和《黑色猩红，我亲爱的》出版，我搬回我小时候住过的房间照顾她，帮她数药片，带她去做化疗，她终于不再需要为拍照而拉直头发，因为她的头发掉光了，我们买了一顶红色直发的假发——她在夜里悄然离世，而我就睡在隔壁。第二天中午我才发现，因为哪怕是癌症已到晚期，她依然习惯早起，而我睡得像头死猪，每天早晨总要被人推醒，然后灌上一杯黑咖啡。

这就是为什么接到死囚来信的那一天，我会身处中城的一家照相馆，戴着母亲的红色假发，身穿她的黑色“洛琳度礼服”（这是我们的叫法），化了浓妆，涂着口红、眼影、粉底和腮红——这些都是克莱尔的手笔，她陪我来为即将出版的《猩红夜雾》拍摄新肖像照。不消说，我挺像我母亲，只是没有一头红发。但话说回来，她也没有。我指的是她的天生发色。实话实说，我不知道她的头发原本是什么颜色，她自己恐怕也不知道。

克莱尔凑近我，呼吸间泡泡糖的香味钻进我的鼻孔，她聚精会神地皱着眉头，与我特别难缠的眉毛做着殊死搏斗。难缠的还有我油腻腻的额头、我胡子拉碴的突出下巴和我的喉结，但克莱尔巧妙地用衣饰、头发和一口袋我只知道弄得我很痒的各种零碎克服了这些困难。可是，我的眉毛尤其不服管教，而无论她使出什么说服手段，我都不允许她拔掉眉毛。

“实在太浓密了！”她自言自语道，小剪刀咔嚓咔嚓剪下，“我好像在森林里迷了路。”

“别那么夸张。说浓密只是相对女性而言。”

“是相对人类而言。你母亲怎么那么和蔼优雅呢？”

有句话我不得不说，我母亲属于那种基本上不长眉毛的女性，只有一抹拿显微镜才能找到的淡淡毛发。她用写购物清单的彩色铅笔自己画眉毛。

“我的眉毛多半随了我老爸。”我供认道。

“估计耳毛也是，”她厌恶地皱起鼻子，“你应该写人狼的故事才对。”

她终于搞定了，想办法遮住我粗野的眉毛，然后在额头上画了两条女性的弯弯蛾眉。镜子里的我满脸惊愕，估计是被自己这张脸吓住了。

“你千万别乱动，不能皱眉头。”她说，于是我往后靠了靠，伸直两条腿。照片只拍胸部以上，所以我的礼服底下是牛仔裤和高帮运动鞋。

“给你，免得我忘了，”克莱尔在背包里乱翻，“我取了你的邮件。”

“谢谢。”我说。她有我的备用钥匙。邮件绝大多数自然是账单，也有几封出版社转来的写给西碧莱恩的信。也有写给庞斯特隆和约翰逊的，但寥寥无几。我是有信必复，由我母亲（现在是克莱尔）署上西碧莱恩的名字，因为我相信人们能从字迹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