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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就足够了。对于一切公关请求我都扔出这两张照片，再说我也没什么机会搞公关，这个你可以相信我。

可是，吸血鬼小说读者要的显然更多：更好看的照片，与作者更多的接触。还有，作者必须是女人，因为天知道为什么，读者（绝大多数是女性）只信任和真心相信女作者写出的第一人称女性吸血鬼故事。这位女作者最好相貌迷人，但不能太年轻也不能太瘦削。我死去的母亲就是这么掺和进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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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澄清的是她没有死。事实上她活得好好的，还住在皇后区我长大的那套两卧室公寓里。说来可悲（或许也挺可喜），最近我又搬了回来。说可悲是因为这地方总在提醒我，我这辈子的成就委实有限，仅限于小卧室到大卧室之间的十英尺。说可喜是因为汤包。我长大的这个犹太/意大利/爱尔兰街区先是被西班牙裔占领，后来不知怎么突然大转弯，几乎遍地都是亚洲人。于是就有了汤包。

汤包到底是什么？是汤里的包子吗？不，我的朋友。这么说吧，你点六只蟹黄猪肉的。几分钟后，汤包热气腾腾上桌，鼓鼓囊囊像几个小佛陀，裹着柔嫩的面皮摆在生菜叶子上。你可千万别咬。轻手轻脚提起一个放进调羹，在顶上慢慢咬开一个小口，热汤就淌出来了。没错，我绝对没骗你。包子里的热汤。这是奇迹，从其貌不扬的面团里淌出热滚滚的肉汤，正是这些东西赋予生命价值，让你有勇气坚持下去，哪怕只是为了再写一本小说。

刚开始写吸血鬼小说的时候我并不住在皇后区。我在曼哈顿上城租住二手房东的屋子。我搭七号线去探望母亲，带着她最喜欢的H&H盐焗百吉饼和盐渍鲑鱼，这两样东西如今都很难买到了，因为雅痞和富人纷纷从其他地方（例如欧洲和美洲）搬来，他们更喜欢烟熏鲑鱼和总体而言更加精细的食物。蛋奶酥、犹太馅饼和咔嚓咔嚓大嚼酸黄瓜的辉煌时代已经过去。萨拉米的古代英雄随风而逝。现在这个时代属于凡人和世俗的无聊食物。

我切开百吉饼，她取出盐渍鲑鱼和鲟鱼（我花了大价钱逗她开心），摆上她用了一辈子的雏菊花纹棕色盘子。我等她像平时一样问我“最近在折腾什么”。

这次我没有像平时那样回答“没什么”，而是说“我开了个新系列”。

“海盗？”她问。

“什么？”

“写的是海盗吗？”

“不，不是海盗。为什么要写海盗？”

“电视里的访谈说人人喜爱海盗，我以为你也会写点什么。我记了笔记。我的眼镜呢？”她摸摸头发，她的红发梳得像一丛高大灌木，藏一窝鹌鹑不在话下。

“谁会喜爱海盗呢？”我问，“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她去卧室里翻找，我醒悟过来为什么要在她问“最近在折腾什么”的时候只是回答“没什么”。这是多年的经验。

她戴着眼镜回来，拿起电话旁的记事簿，记事簿和铅笔放在一个木制小架子上。“找到了。”她说。她撕下第一页递给我，上面写着“海盗”二字。

“并不是海盗，”我说，“而是吸血鬼。不过这不是重点。”

“吸血鬼？”她一脸怀疑，“你确定吗？咱们实话实说，你得在这方面使使劲。”和无数母亲一样，我母亲既是我忠实的守护者，也是我的死敌，而且没怎么读过我写的东西。就我所知，我出版过的每一丁点文字在这套公寓都有一份存档，尽管色情文学塞在看不见的壁橱里，而不是和小说一起摆在她称之为“陈列架”的玻璃柜里。虽说她骄傲地向所有人展示我的作品，且绝不借给别人（“让他们去买！”），但没有读过哪怕一个字，从几十年前我给她的那几个短篇开始就是这样。当时我有一小段时间想写严肃文学，而她的评论斩钉截铁：“不合口味！”随便翻翻然后说：“难怪谁也不想出版，你写的无非是失落的灵魂和悲惨的生活。我参加的图书俱乐部绝对不读这些。”当然，她说得对，完全正确。

我们坐下，开始夹百吉饼、番茄、洋葱、柠檬（向当代健康理念致敬）和费城掼奶油。我请她放心，吸血鬼非常流行，简直迎来了大复兴，我已经签了系列第一本的合同。

“哈！”她说，像是吃惊于她还没有在大楼洗衣房听说这个消息，“谁知道呢？”

“重点在于我需要一个女人的名字。”

“艾丝美拉达如何？我一直喜欢这个名字。”

“不，我说的是作者。写这种书的通常是女人，所以我需要一个女人的名字。然后我就在想，呃，要是可以的话，用你的名字。我说的是你